树人百年的教育世家
□ 文/罗嘉
编者手记
翻阅《剑川县志》（云南省剑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1999年）时，书中的《剑川教育世家录》（第655页）引起了我的注意。表中信息显示，在剑川县，有4个家族的教育工作史异常悠久，已历7代人。
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和动力支撑着他们以教育为职志，历百余年而不辍？“教育世家”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形成了哪些良好的家风家训，对后世子孙的成长起到了哪些激励作用？今天距离县志出版已过20余年，这些家族中是否仍有后人克绍箕裘，在教育领域不断耕耘？
带着这些好奇，我展开了对剑川“教育世家”的探访之路。几经辗转打听，在2020年末联系上了剑川县金华镇东门杨氏家族的后人杨明，于是有了下面这篇访谈。
▲受访人杨明
受访人：杨明
白族，云南剑川人。法学博士，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书记，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
▲左起：杨鼎福，杨永福，杨敦福
7代人教书170余年
今日民族：从《剑川县志》得知，截至1999年，剑川县金华镇东门杨氏家族已有6代人连续在教师行业工作。请问到目前为止，你们家族从事教育事业有多少年历史？
杨明：清康熙朝《剑川州志》和民国时期编纂的家谱显示，我们杨氏家族至迟在明朝末年便已在剑川县金华镇定居，距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
据民国家谱，以及我的高祖、曾祖、祖父留下的文字记述显示，我们家族至迟在清朝道光年间便已开始教书育人，至今已有170余年历史。
但我的先祖中，曾有四代人在明末清初连续成为“岁贡”或“拔贡”，也就是因为成绩优异而被当地学官推荐到国子监（明清时期全国最高学府）进修。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很可能在剑川办过私塾，或者受邀“设帐”（即到官宦之家做家庭教师）。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我们家族从事教育的历史还要更早。
我现在所说的170余年的“家族教育史”，是指家族代代连续从事教育的时间，这有官方史料作为支撑。我们先祖杨喆士在清道光廿七年（1847年）被清政府授予建水县训导一职，此前，他还代理过云南县（今祥云县）训导、太和县（今大理市）教谕。教谕和训导，是当时一个县主管教育和考试的官员。若以1847年这个时间点起算，我们家族到今年为止已连续从教175年。
今日民族：请问为什么要以杨喆士先生作为杨氏“家族教育史”的鼻祖？此外，从杨喆士先生到您这里，又繁衍了几代人？您的平辈中，是否还有人在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杨明：将杨喆士作为我们“家族教育史”的鼻祖，主要出于两点原因。
第一，他是我们家族中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杨喆士生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乡试中考中举人，因读书而出仕，在家族中地位较高，流传至今的家谱对杨喆士之前的祖辈语焉不详，绝大多数仅存姓名和功名，由于缺乏史料，生平已不可考。而从杨喆士开始，多数族人的事迹记载趋于丰富，有确切时间可考，谱载内容能与建水、剑川、大理等地的方志史料相互印证，可信度较高。
第二，我们家族的一大特点是，自杨喆士以来，每一代至少有一个人在从事教育工作。我是杨喆士的六世孙，平辈中依然有人在做教育，我与堂妹目前分别任教于昆明理工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从杨喆士算起，我们家族已连续7代人在教育领域工作。所以，说我们的“家族教育史”延续了170余年时间，与实际情况不会相差太远。
▲1951 年，朱德副主席（前排左4）与到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代表合影（中排左1 为杨敦福）
我们家族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反映
今日民族：杨喆士先生先后在今天的剑川县、祥云县、大理市和建水县从事教育，某种程度上说，您的家族不只是对剑川的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过贡献，甚至还对省内其他地区教育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杨明：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一个地区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并不是某个家族或某几个家族能够胜任的事情，而是当地各族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话题需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待。
一方面，我们是剑川白族，但熟悉儒家经典，能用汉语汉字作诗作文，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从明朝末年开始，家族中便陆续有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他们手书手绘的一些对联、诗句、题词、绘画，曾被地方文士收藏，流传至今；有的还曾被做成楹联匾额、石碑石刻，悬挂或放置在公共建筑物的醒目位置。
从这个例子便可以看出，汉文化和边疆各民族文化一直是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主题。各民族同胞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携手开创了灿烂辉煌、绚丽多彩、多元一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牢固的思想与文化根基。
另一方面，清末民初之际，我的先祖陆续去到全省多地传播知识文化，滇南建水，滇西大理、祥云，滇西南云县，滇西北剑川、兰坪、鹤庆、丽江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学生群体覆盖汉族、白族、彝族、傣族、纳西族、藏族等多个民族，教书育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可以说，我们的“家族教育史”本身就是云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生动反映。像我们这样的“教育世家”，在剑川和全省各地还有一些，所以说，全省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1937 年，杨继元（中立长者）与家人在昆明合影（左1 为杨永福，左2 幼童为杨鼎福，右1 为杨敦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民族团结进步
今日民族：您说“家族教育史”以1847年为起点。我们知道，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此，国难日深、国事日蹙，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与图存”开始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作为边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您的祖上是如何实践“文人报国”的？
杨明：家族中，践行“文人报国”之志的有好几位，这一点在我的十二世祖杨继元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他生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青少年时代目睹云南战乱，作为旧式知识分子，他一开始也是沿着考取功名——出仕为官——报效国家这条老路走的。
为此，他发奋读书，在1894年考中举人。不久，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身在剑川的他写下了“撤尽藩篱犹割地，弃完甲兵尚输金。试问当权诸将相，有何奇策济苍黔？”的诗句，道出了一个边疆读书人既担忧国家前途、又束手无策的愤懑之情。
1898年，杨继元进京参加会试，恰逢戊戌变法发生，亲眼目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他，对维新派惨遭屠戮，发出了“贾生忧国翻遭忌，祢子多才竟杀身”的感叹，亦充满了对维新派的同情与赞赏。
国难当头，国内政局动荡不安，杨继元的思想受到巨大冲击，对四书五经那一套“圣人之言”是否真能救中国产生了严重怀疑。在北京居住期间，他留心搜罗“新学”知识。会试落第返乡之后，他开始教授数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是较早把数学算式和加减乘除运算法则传入滇西的人之一。
如果说，甲午之后，杨继元还寄望于清政府能奋发振作、挽回危局的话，那么，戊戌会试及此后的经历则让他对清政府彻底丢掉了幻想。
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京城，慈禧携光绪帝逃亡西安，1901年的会试因政局动荡而延期至1903年举行，地点改在河南开封。正在进京赶考路上的杨继元收到了会试延期和改换地点的消息。由于家贫无力返滇，他只能先绕道四川，在成都教书、卖文以筹措路费，再赶往开封应试。强寇入侵、京师失守、皇帝出逃，“庚子国变”给予杨继元的精神打击远甚于甲午之战，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国难危局的认识，再也无心仕途。
清朝的最后几年，虽然受清政府委派，他曾在四川、云南的几个地方做过低级官吏，但每一次都是做了不长时间便辞职而去，从此专心于“教育报国”。他先后在滇西多地讲学，每到一处，必定开设数学、体操等近代课程，成为滇西地区的新学启蒙者之一，受到当地百姓敬仰。
民国之后，“封建旧道德”极强的杨继元不愿与鱼肉乡民的官员为伍，数次辞官不就，在教书之余还凭借自身威望号召亲友抗击滋扰家乡的土匪。孰料官匪勾结，将杨家洗劫一空，杨继元本人险遭不测。即便如此，他仍以“救国保家卫乡梓”反复告诫儿孙，鼓励他们追求新知，努力改变世风日下的旧社会。
在杨继元的教育影响下，儿孙勤奋上进，并相继走上革命道路。其中，杨永福（杨继元之孙，我大爷爷）于抗战时考入同济大学，在校期间报名参军抗日，日本投降后复员回校完成学业。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后，参加了反内战民主学生运动。1950年毕业后参加解放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功勋，先后受到中央军委、全国政协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表彰，后来在军队里也承担了一些教育培训工作。杨敦福（杨永福二弟，我爷爷）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肄业，1949年在剑川参加了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为云南的解放贡献了力量。此后，继承家族教育传统，先后在剑川、昆明两地教书，因工作兢兢业业，多次被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模范教师，于1951年受邀进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受到朱德副主席接见。杨鼎福（杨永福三弟，我三爷爷）在四川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进入国防部工作，在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领导下参与国防建设，因成绩突出而于1968年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我们家的故事充分说明，在党的领导下，边疆各族群众也能深度参与到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当中，并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报国之才得以施展、报国之志得以实现，切身感受到了作为国家主人翁与建设者的自豪与荣耀。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的硕果。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离不开民族团结进步这个时代主旋律。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到日常教学工作中，是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的时代使命。
▲1953 年，杨永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荣立三等功。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向杨母何竹贞寄送的喜报（复印件）
前人事迹对今天仍有启示
今日民族：传统士大夫常以“修齐治平”自勉。不知您的先祖有没有留下什么家训？如果有，您如何看待这些家训在今天的意义？
杨明：我的十世祖杨喆士生前曾将半生的感悟浓缩为数百字并诉诸纸笔，取名《教家要言》，这是目前我们最早的家训。除此之外，在几个先祖的一些传世诗文中，也潜藏着一些他们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思考，可以算是另一种家训。其中诸如“居家宜相与和睦，自行勤俭，每日早起晚睡”“勿尚奢华，勿许懒惰，切不可欠账行利”“待人须从宽厚，持己须从简约”等观点，对今天的人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就我个人理解，家训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前者主要指训诫、格言、个人感悟等形诸文字的东西，但实际上，前人的一些生平故事，也可以看作广义上的家训。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中所显露出的一些基本人文精神，是能跨越时空，对今天的人起到启迪作用的。
除了前面提到的爱国报国之举以外，祖上的交友和持家之道也让我印象较深。比如，我的十二世祖杨继元虽然在地方属于乡贤之列，但论家资却属一般，无论如何称不上大户人家。但由于他在青少年时代努力学习，得以与同为家乡杰士的赵藩、周钟岳、赵式铭等人成为好友，后来又在省城读书期间结识了袁嘉谷等人。以上诸位清末民国时期的云南名士长期与杨继元保持联系，堪称至交。他们在生活上对杨继元多所关照，在来往信札中流露出对杨继元的尊敬，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继元的学识与人品。
又如，杨继元少年丧母，25岁时在同一年相继丧父和丧偶，可谓人生巨大之不幸。他陆续写下一百余首追思亲人的诗文（后集成《海棠仙馆悼亡诗集》一书），今天读来仍能让我感受到他对家人、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在迭遭生活打击之下，杨继元并没有意志消沉，而是继续勤学进取，最终将趋于衰落的家庭重振一新，以实际行动激励儿孙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拼搏奋斗。以上这些，对我今天如何择友，如何修身，如何教育子女都提供了重要启示。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责任编辑 何杨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