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好云南故事？——评罗养儒《纪我所知集》

◆文  /  田芯竹

近些年来，“文旅融合”越来越火。怎么在“文”字上做文章？把当地古往今来有意思的故事讲好，吸引游客驻足聆听，甚至产生要一探究竟的好奇心，不失为一个好策略。这次要推荐的《纪我所知集》，便是一本有助于讲好云南历史人文风情的杰作。

“半个世纪磨一剑”

该书第一次与广大读者见面是在1996年，由于是删节点校出版，“故不便以原书名《纪我所知集》行世”，而另拟了《云南掌故》一名。此时距离成书（1959年初）已过去30多年时间。虽然不是全本，但一经面世还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当时昆明街头的不少报摊都在售卖此书，其畅销程度不言而喻。2015年，编校者在将原稿全部整理后，恢复了原书名和所删节的内容重新出版，《纪我所知集》得以完整地与世人见面（罗养儒撰，李春龙整理，云南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纪》）。

如果云南近现代史上的众多笔记小说和私家杂记可以用“如林”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那么，罗养儒的作品是其中绕不开的一座高山，而《纪》则是这座高山的顶峰。全书共计20卷、80余万字，除部分内容采自其他古籍方志外，大部分内容均为罗养儒一家之言。采自他书的部分，也是“摘其意而录其概，不离原文而又非原文”。要详细了解云南近代社会人文风情和历史掌故，此书是值得精读的上乘之作。

同时，这本书的创作时间也值得注意。该书杀青于1959年初，罗养儒已经是年逾八旬的耄耋老人。“余笔于纸上之墨痕，约有五十余万言，叙述与缮写，亦耗尽十年气力。”作者这话说得比较谦虚。从书中一些文章所透露的信息来看，此书并非连续写作的产物，更非在10年间完成。而是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最早的完成于清末，最晚的写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十年气力”恐怕更多指的作者对数十年来的众多随笔、札记进行增删修订所花去的时间与精力。说《纪》是“半个世纪磨一剑”的扛（gāng）鼎之作也不夸张。

▲昆明扬琴表演，引自《昆明曲剧音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有助于读懂“近代云南”

《纪》对我们今天搞好“文旅融合”有什么帮助呢？帮助其实还真是不小。

有助于我们了解旧时代的社会百态，穿越时空隔阻，近距离“触摸”近代云南。《纪》的一大特点就是内容广博，记叙细微。“全书除不涉及滇云文献之外，其内容涵盖之广泛，记叙之细微，实为云南史料笔记之冠，堪称近代云南社会风物的百科全书！”（《罗养儒先生稿本概说》，朱端强）

这并非过誉之词。比如，在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封建时代，如何吃饱肚子是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之一。《纪》对清末云南人的“菜篮子”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在涉及昆明人“口腹之欲”的几篇文章中，罗养儒对于当年的菜市场主要设在哪个地段、卖菜人来自哪里、穿什么衣服、用什么运输工具、菜有哪些品类、菜摊怎么摆、怎么吆喝、一棵白菜卖几文钱等细节都写得一清二楚。不只是吃，关于“穿住行娱”等内容，罗养儒也是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说明，翻开《纪》书，当时的社会市井百态跃然纸上，让人不忍释卷。

我们常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来简单概括农业时代人类的生活状态，仿佛由于没有“声光电”的加持，天黑之后百姓的唯一选择就只剩倒头大睡了。实际上并非这么简单，《纪》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清末“夜生活”的视角。

让笔者印象较深的是，清末云南人已开启了“追剧模式”。《纪》中提到，一些人家的妇女会在晚饭之后邀请“瞽（gǔ）目先生”（即盲人艺人）到家开讲《香山传》《目连传》《祖师传》等“扬琴书”。一部书从头到尾要讲上半个月甚至一个半月。更让笔者讶异的是，追一部书要花费大约二三十两银子，按当时的购买力，这笔钱足够十余口人之家一个月的生活开支。让人不禁有“为了追求生活品质，云南人也真是拼了”之慨。也正因如此，尽管当时昆明的盲人多至数百人，但他们依然能够依靠算命、唱曲、说书等工作养活自己，“竟无一受冻馁之患者”。（注：“昆明扬琴”是“昆明曲剧”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昆明人民曲剧团于1957年成立，昆明曲剧作为一种新地方剧种正式诞生。剧团的成立，结束了旧社会盲人艺人走街串巷、卖艺求生的飘零生活。）

“追剧”算是较为“文明”的生活方式，那“不文明”的生活方式罗养儒有没有写呢？还真有。比如，云南人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打麻将、打牌的？像这种信息，旧社会一般读书人不关心，也不屑于着墨，但对今天研究社会史却比较重要。《纪》对此给出了明确答案：麻将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传进滇中地区，扑克牌于民国初年传入云南。此前，云南人不搓麻将也不打牌。这样的细节信息，免去了研究者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大海捞针”之苦。那此前云南人玩儿哪些“博戏”呢？单双宝、掷骰（tu）子、赶老羊、四门摊等等，不一而足。

在同时代的众多云南史料笔记之中，难以再找出另外一部个人作品在内容和细节上堪与《纪》比肩，说它是近代云南的“清明上河图”也不为过。《纪》并不像同时期的一些作品十分讲究“预设门槛”。比如，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既有云贵总督、云南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也有乞丐、优伶、奴仆等社会底层人物，作者对地方官的昏聩无能之处并不避讳，对底层人民的善行义举也勇于褒扬。虽然作者强调是“述而不作”，不对笔下所写的内容发表评论，但实际上字里行间经常表明了自己的褒贬态度。

▲罗养儒，引自《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名录》（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编，2004 年）

有助于丰富历史景观的人文内涵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人对高楼大厦已经司空见惯，一些古色古香的旧街老巷古建筑逐渐成为了网红打卡点。旧屋老街不会张口讲话，它的前世今生还得靠现代人来讲述。讲故事需要素材，而《纪》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典故传说，有助于我们今天进一步丰富历史景观的人文内涵。

比如，昆明北市区有座霖雨桥，公交地铁也有“霖雨桥站”。“霖雨桥”是如何得名的？想必很多人对此都很感兴趣。《纪》中提到，乾隆年间，昆明大旱，直到夏至仍不降雨。政府为祈雨，按照惯例在南城头画了龙、在棋盘山山顶竖起了雨碑，却仍不奏效。作为云贵两省最高长官的鄂尔泰亲赴北郊黑龙潭为民祈雨。

当行至罗丈村时，见一石桥横跨盘龙江，鄂尔泰由此下轿步行至黑龙潭。当祈祷完毕离开黑龙潭之后不久，果然天降甘霖，当回到之前石桥下轿处时，风雨顿歇。“从哪里下轿步行，雨就下到哪里”的这段奇妙之旅让众人颇为讶异，鄂尔泰于是亲自题写“霖雨桥”三个字，并命人刻石于桥旁。

今天，罗丈村、霖雨桥和黑龙潭都还在，一个故事把三个地点串在一起，可以为文物古建街区注入更多文化魅力，吸引游客的目光。类似于“霖雨桥”这样的小故事，《纪》中还有很多，值得充分挖掘，为“文旅融合”增添助力。  

▲蒋大汉，引自An Australian in China（BY G.E.Morrison.1902）

有助于挖掘“云南往事”

罗养儒为什么要耗费那么多心力来写《纪》这本书？他在《自序》中给出的理由是往事在“今天”就像水泡和闪电一样消失无存，“此不无令人发生浩叹”，要让“往昔之国家政教，社会情状，民间风俗，得一一实现于纸上也”。同时，他也强调，自己写的东西都是亲历亲见亲闻，自信有95%的内容真实可信。

需要指出的是，罗养儒的记述并非严谨的历史考据，一些内容是他凭记忆、理解在纸上信马由缰，阅读时需注意与史籍档案相互核对，方能接近真相（如，他笔下“梁元斌烈士之死”，便出现了时间和人名错误等硬伤）。但《纪》的可贵之处在于，留下了众多其他史料所无或甚少记载的内容，在今天显得弥足珍贵。

第一，《纪》里记载了一些时人“不便写”的东西。比如，清朝光绪年间，当刘长佑、岑毓英主政云南时，其下属中有四人坐在一起时凑成了“一道风景”：吴浚（云南布政使）瞎了一只眼；钟念祖（盐法道）瘸了一只腿；徐斌（营务处大委员）缺了一只手；刘树藩（善后局总办）是驼背。有好事者作诗一首揶揄道：“一眼观尘世，独脚跳龙门，拱背朝天子，只手扶乾坤”。作诗还不算，还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厅官厅里给大家看，搞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像这样的“秘闻”，一般人无从得知，知道了也不敢随便写。罗养儒因为家族中有人做官的缘故得以闻知情形，在《纪》里记载了若干条，清官、贪官、庸官的面目生动形象，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清代官场众生相有一定帮助。还有一些正史所回避或者篡改的内容，作者也给出了另外的记述，为我们重新认识云南近代化历程有所助益。

第二、《纪》里藏着一些今天已经“消逝的风景”。比如，清代昆明人在举行婚礼时，在“迎妆日”有用鞭子抽打猪的习俗（“鞭猪”）。“鞭猪”习俗今已不存，幸亏罗养儒记载了它，否则将永远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同时，作者也声明自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鞭猪”的来历是什么他也搞不清楚，不忽悠读者。再如，在涉及近日楼的部分，《纪》详细列举了唐继尧、周锺岳、袁嘉榖（gǔ）、吴琨、王九龄、张维翰等云南军政大员和社会名流所题写的楹联与匾额内容，为今天恢复历史人文景观提供了重要文献。

第三，《纪》有助于破译“云南往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批关于清末民国时期的云南老照片陆续面世，对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但由于年久日深、物是人非的缘故，一些照片上所反映的信息难以破译，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但笔者发现，《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解读老照片和文物古迹背后的故事。

印象较深的是这一幅“巨人像”。照片出自近代知名记者、澳大利亚人莫里循的著作《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但书中图说仅注明“云南巨人”（The giant of Yunnan），这种只言片语根本无助于我们了解“巨人”是谁，仅从照片上也看不出他的身高体重。但《纪》却记载说，光绪二十年左右，藩司史念祖有一个“亲兵什长”叫“蒋大汉”，“身重三百四五十斤，高六尺五寸”。

照片中“巨人”制服上所绣的“云南布政使司亲兵”与罗养儒提到的“藩司”“亲兵什长”高度吻合；加上书籍出版时间（1902年）与“光绪二十年”（1894年）相隔不远且符合时间逻辑顺序，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照片上的“巨人”就是蒋大汉。他是一个身高约2.3米、重约204公斤的大块头。

不止如此，《纪》中还介绍说，藩司史念祖见蒋大汉长得牛高马大，将其招进衙门上班。谁知这厮是个吃货，一顿饭要干掉差不多1.5公斤大米、1.8公斤肉和3公斤瓜菜。虽能吃却肌无力，双手并用也只能使得动60公斤左右的东西，体格与劳力严重不匹配。加上没有文化、脑子反应慢，几个月后就被史念祖所嫌弃，不再重用。一年多后，蒋大汉染病而亡。

综上所述，《纪》以细腻的笔触，记述了诸多其他史料所无或语焉不详的内容，对我们重新挖掘并讲好“云南往事”很有帮助。

最懂云南的“外省人”

介绍完了《纪》，我们说说作者生平。

虽然罗养儒一生写下了众多作品，但我们却很难用“文人”“学者”这个标签来简单概括他一生的成就。因为他的生平经历实在是太复杂了，说起来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不可思议之感。

罗养儒名继春，字兆熙，号问庐、古粤龙平畸士等，祖籍广西昭平县（今属广西贺州市）城厢镇。生年成谜，因为罗养儒的自述与其子女的回忆文章、方志记载、文献档案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笔者综合手头多份资料，初步断定他生于1878年，自幼在昆明长大；青少年时期，其父罗守诚先后在马关、绥江、玉龙、宜良、宣威等多地做官，因“侍父”或省亲之故，罗养儒得以游历三迤各地。除因参加科举和躲避战乱而几次离开云南，到广西昭平、平乐、桂林等地工作生活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云南生活（主要是昆明）。生前从事过外语翻译、教员、中学校长、政府公务员、报纸主笔、戏曲编剧、火柴厂负责人、自由撰稿人、中医等多份职业。1956年被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67年初卒于昆明洪化桥咸阳巷寓所，逝世时年近九旬。

他一生创作了《纪》《瘦香馆诗录》《瘦香馆咏史录》《红学》《南窗随笔》《罗养儒医书》《滇事萃言》等多部著作，累计数百万字，对历史、地理、哲学、医学、红学、文学、戏曲等均有广泛涉及，对云南近代历史和社会风俗民情记载尤详，堪称最懂云南的“外省人”。

需要说明的是，罗养儒生活的时代正值云南社会变革最剧烈的时期，其在《纪》中多次将清朝末年社会情状与民国乱象做对比，流露出“今不如昔”之慨，对“民主共和”的评价远低于“封建专制主义”，一定程度上展现出“遗老心态”，这与其个人思想认识密切相关，是我们在阅读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最后再简单介绍一下罗养儒的另外一部作品《南窗随笔》。此书与《纪》成书时间差不多。如果说《纪》主要偏重写实的话，《南窗随笔》则主要写“志怪”，记述了云南和邻省的一些民间传说、迷信怪异和名人轶事。将《南窗随笔》与《纪》两部书做对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罗养儒的写作态度与思想认识。

（责任编辑  赵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