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陲女性肩扛乾坤的历史咏叹
原题：边陲女性肩扛乾坤的历史咏叹——《1949—1957新中国云南第一代少数民族妇女工作口述史研究》序
◆文 / 云南民族大学 杨德鋆
▲本文作者（左一）和本书作者
作者简况：
杨德鋆 云南民族大学研究员，昆明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理事，国家非遗名录评审专家。云南省从艺50年以上文艺家荣誉称号、勋章获得者。文化和旅游部非遗保护工作先进个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端详伍琼华、白燕所写的《1949—1957新中国云南第一代少数民族妇女工作口述史研究》一书，命题亮眼、篇容丰盈、内涵广博、意义重大，且全由亲切、可感、引人入胜又前所未见的真实故事、话题、材料、图片织就，顿觉欣喜，为之感慨，为作者挚诚的情怀、辛劳勤恳的付出点赞。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旧忆讲述记录。她是一幅从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出发，以独到眼光、视角和高水平叙事能力绘制出的历史画卷，形象、生动、准确、深刻又五彩斑斓地将新中国诞生之初，边陲云南各民族妇女在革命建设事业中的真实奋斗场景展现出来。记录了边疆各族妇女在党的培育、带领下如何挣脱旧枷锁，创造新生活，对新中国发展进步作出贡献，书中用真切、平实、生动的话语对情景、人物、事状进行了自然和谐的描述。一个个人，一桩桩事，一幕幕又实又活的画面，不只勾勒出边陲各族妇女智慧、善良、坚韧、美丽和具有无穷创造力的本色，且深刻地展示出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妇女政策取得的跨越历史的划时代成就，是一曲光芒四射的新中国边疆民族工作与妇女工作的辉烨颂歌。
一场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
边疆各族妇女、妇女干部、妇女人才培养和妇女工作，放到现在，是不会让人觉得稀罕甚至惊诧的普通的人和事。但将时间倒推到六七十年前，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那时的景象，和今天截然相反。边疆地区对“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妇女人才”“妇女工作”“妇女事业”，基本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旧时代，各民族妇女受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观念、行为的多重压迫束缚，普遍遭受性别歧视，缺乏和男人一样自由平等、当家做主的地位与权利，较少有受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被旧制度各种有形无形的枷锁和“俗规”桎梏，基本处于被封冻、排斥在社会之外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初，边疆少数民族妇女不识字、不会讲汉话者比例很高，虽然旧制度已被推翻，但普遍不知外间情形，害怕或羞于与外人接触，入学读书和走进社会做事的人极少，旧的精神锁链依然阻碍着她们希冀了解外部世界和为国家社会贡献智慧力量的期盼与途程。
党的民族政策和妇女政策改变了这一切。毛泽东主席说，“男女并驾，如日方东”。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妇女工作，让各民族妇女获得自由平等的合法权益的同时，能够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肩负起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为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作出贡献。这是一个翻天覆地扭转乾坤的历史性变革。
中央访问团的妇女工作
其情其景具体可从党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解决民族问题和社会生存发展问题的“三把金钥匙”行动，即三项重大措施——1950年派中央访问团赴民族地区、1951年成立云南民族学院、1952年派省民族工作队到边疆三件大事中，如何贯穿“妇女工作”“妇女事业”的实践过程清楚看出。就这点来说，新时代云南少数民族妇女工作，少数民族妇女人才培养与成长，边疆各民族妇女事业的兴起与发展，实际是从“三把金钥匙”的实施开始的。
1950年，带着党中央、毛主席赋予的光荣、特殊使命前往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央访问团，把妇女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组成人员中特意安排了一批以做少数民族妇女工作为主要任务的女性团员，设立“妇女组”，在到达各民族地区后，深入了解妇女情况，参加妇女挑水砍柴、打草喂猪、纺线织布等生产生活劳动和唱歌跳舞等生活风俗活动。学她们的语言、民歌、舞蹈，教她们说汉语，唱新民歌和革命歌曲，跳青年舞、秧歌舞，用灵活通俗的方式宣讲党的民族政策、妇女政策，通过典型真人真事讲述中华民族妇女的榜样和精神传统，同群众真诚交往相处，关系如亲人姐妹一般。随团的医疗队（组）还特意对少数民族妇女的疾病、健康卫生和婚恋生育状况进行调查了解，及时施治病患，向年轻妇女教传妇科卫生、科学接生方法和育儿知识技能。
经约9个月挚情、艰苦、持续、卓有成效的工作，逐渐掸去大量笼罩在边疆城乡的旧时代遗下的思想观念尘埃，发现、培养、带出许多对新鲜事物敏感、思想活跃、性格开朗、富有闯劲的妇女积极分子，对各族妇女觉醒、解放、形成自信自强自立观念和大胆追求实现理想的勇气产生极大的影响。
据中央访问团团员，后成为云南民族学院教师的社会学专业出身的高文英老师说，她和妇女组的同事，前后以各种形式接触、探访所到地区少数民族妇女不下两万余人（次），受她们影响，许多年轻女性自愿、积极要求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其中部分（约数十人）在他们访问期间被政府吸收到不同岗位工作，另一些人，在访问团工作结束离开后陆续被吸纳，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或参军成为解放军战士。粗略估算，这批人有二三百人之多。据高文英说，访问团告别民族地区回昆明没多久（大概一个多月），云南民族学院宣告成立，就像“前脚离开，后脚跟来”似的，在她以云南民族学院教师身份接待办理来校报到的学生中，竟有几十个学生，内含20多个少数民族姑娘，一见面就用民族语或汉语亲切地叫她“高大姐”“高嬢嬢”“高老师”“高同志”，不仅和她认识，而且似很熟悉——这批人（包括男生）是她在访问团工作期间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接触认识的，他们没有一个此前曾离开过本乡本土一步，是中央访问团播下的种子开的花，结的果让他们走出来的，太叫人兴奋了。
云南民族学院成立初期的妇女工作
1951年，云南民族学院成立，无论教职工队伍组成，还是第一届学生招生，都充分留意到女性的分量比例，体现对培养妇女人才和开展妇女工作的重视。建校时，女性约占教职工人数的1/3，包括9个民族。至1957年，少数民族女性教职工族属增至16个民族。第一届学生中女性约占1/3，以后历届学生中女性占比都没有低于这个比例，有几届还超过这个比例。这期间，有些班级女性比例高，例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班次中，傣纳文班、傣泐文班的女生数量比男生略多。据大致估算，云南民族学院1951年成立至1957年的六年多时间，共招收、培养少数民族女生约3000多人，这个数字对少数民族人才（干部）极为缺乏，少数民族妇女人才（干部）一片空白又格外急切需要填补的当时来说，是多么大的一场及时雨。
为体现党对少数民族妇女人才培养和妇女工作的重视，将工作落在实处，云南民族学院还采取了若干措施。例如，在筹建阶段，学校就从云南省妇联调来苏兰芳、云大医学院调来学医疗的大二女生向灿英等人员，让她们专注于有关少数民族女生和女教职工性别特点的工作。苏兰芳在50年代做女性学生教职工卫生保健事务、幼儿疾病预防工作并负责创立云南民族学院幼儿园（初名民院托儿所），也和这个职业背景相关。那一时期，少数民族师生参加省市妇联举办的活动较频，省市妇联也常来民院参加各种活动。为做好少数民族妇女工作，省妇联还先后要了几位民院少数民族女毕业生到妇联系统工作。后来担任省妇联主席的高美琼即是民院1952届毕业的哈尼族女生。
又如，50年代，学校对学生实行全供给制，除吃穿住学用全包外，还逐月给学生发津贴，男生每人5.80元/月，女生每人6.00元/月，女生比男生每月多2角钱，后来渐增至5角、8角、1元。那时物价低，分分角角都管用，多发给女生的部分，能满足她们当月的卫生需要，不只体现着党对各民族女性的关爱，还表示着对女生科学文明习惯的培养引导，配合女性健康知识教育，让她们重视并懂得如何预防妇科疾病，养成良好习惯，改掉一些不利于女性健康的传统落后旧习。
再如，1951年8月2日云南民族学院成立暨开学典礼上，代表学生发言的是景颇族女生木兰，为她做翻译的是文艺女教师欧阳林英，这一带有象征意义的安排，曾引来各方面热烈关注和美评，其特殊意义不言而喻。
另外，50年代民院在各班级配备的含班长、老师、助理员的教育教学管理组，女性必在其中。1954至1956年笔者任文化教员兼政治教学助理员（教员）所在的有90多名学生的一部（边疆部）四班，班长是李玉秀（回族，共产党员，王连芳夫人），另有一位女文化教员王焕珍，一位女学习助理员马惠仙（回族），一位生活助理员男老师胡昌龙（藏族），工作内容、岗位人员配备数量和当时班上女生占2/5的客观实情吻合。教学和管理工作中能留意照顾少数民族女性特点，女生们生活很惬意，学习积极性很高，全班学习质量和学生健康状况、精神面貌十分出色。
边疆妇女事业的兴起和发展
1952年，云南民族学院首届培养的学生，很快衔接上民族工作全局的路轨——云南省组建民族工作队奔赴思普（今西双版纳州和普洱市）、保山（今保山市和德宏州）、缅宁（今临沧市）专区等边疆民族地区，工作队主体即由当年毕业的第一届学生和部分教职工、民院卫生所和省市医疗单位抽调的医护人员组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女生、女教职工、女医生护士。各工作队内的各分队（组），仿照中央访问团做法，队员构成留意女性比例，安排有重点抓妇女工作的女队员，明确动员调动妇女的积极性创造性且“工作不留死角”是她们的主要任务。每次开群众会未能到场的妇女，她们都会想方设法为她们“补课”，转达会上说的和大家商量要做的事，改变以往说事议事“只见男人不见女人”的惯态，妇女们对此心里热乎乎的，特别喜欢。医护人员巡回为群众治病，为产妇接生，宣传引导女性讲究卫生，改变影响女性健康的落后风习。
民族工作队在不同地点分别驻村工作数月或一年、一年多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建立完善基层民主政权，促进民族团结，发展生产，防抗天灾人祸，改善生活条件，逐户发放防治疟疾、痢疾等疫病药物，给困难家庭发放救济粮款物资。采取多种措施，防止境内外敌人捣乱破坏，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做被骗外逃群众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劝返工作，使边境一线地区逐渐呈现基层政权组织机构较快建立健全、人心稳定、生产恢复正常、经济情况渐好、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良好局面。这些成绩的取得，包含着工作队员们在妇女工作上下的功夫，特别与工作队中女队员为此付出的辛劳分不开，也让由中央访问团开启，继而云南民族学院延伸拓展的少数民族妇女工作传统继续发扬光大。
民族工作队任务完成后，因客观需要并按预定安排，工作队员（包括女队员）绝大多数就地留下，分配到政府部门和不同单位工作，成为继续支援当地建设发展的生力军。工作队重视妇女工作的传统、精神与经验也随之留了下来。
由于工作队的宣传教育与实际行动影响，边疆少数民族妇女的思想与精神面貌呈现前所未有的新景象，要求上学和出来学习工作的人愈来愈多。据担任驻西双版纳的省民族工作队副队长（后任代理队长）的云南民族学院首批教师之一李开贤说，当时许多地方少数民族妇女低龄结婚生育者颇多，经摆事实讲道理，普及科学知识宣传，告诉他们十多岁身体正在发育成长，是干生产劳动和读书学习的最好年纪，早婚对自身和下一代有害，之所以村寨中患病的人多和早亡者多，长寿的人很少，多同早婚有关。说清利弊后群众多能理解，反响良好，放弃早婚的少年男女迅速增加。李开贤说，1954年他从版纳回到云南民族学院时，已见几十个他见过的（民族工作队推荐的）当地少数民族男女青少年在此学习，版纳新建的农村小学、中学和民干校中也走进许多情况、年龄相仿的人。他说，最让人惊讶和兴奋的是这些走进学校学习和进入社会工作的人中，有相当数量的女孩子，这是少数民族妇女工作的斐然成绩，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上述言及“三把金钥匙”包含的少数民族妇女工作和少数民族妇女人才培养情况，虽然主要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20世纪50年代前三个年头的事，但由于它代表的该项事业在西南边陲的发微和兴起，是云南少数民族妇女工作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实践探索，令新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妇女由此翻开新的历史篇章，其价值和影响远不止于一个云南省，更是中华民族妇女工作发展史的炫亮一页。
感谢本书作者留下了她们用赤诚、颖慧、青春、意志、汗水、血泪甚至生命写下的履痕与业绩。
她们中的不少人在时光的无情剪裁中已先离去，所幸的是本书抢先一步，存下了她们的精彩。许多健在者多已至耄耋、鲐背之年，好些虽是步履蹒跚，却初心依旧，炽燃如火，回溯相隔几十年的久远旧事，犹似遥梦回环，如在眼前，讲述清晰细腻生动，让人感叹折服。
1949—1957，这个极不寻常的时段，云南少数民族妇女工作的灿烂荣光与重大价值，在这本充满热力的鲜活档案式文献册籍中，读者会一一读到，透眼入心，永难忘怀。
本书出版，适逢2021党的百岁华诞和云南民族大学七十岁生日之年，是带给全国各族妇女和各族人民的一份难得的用特殊光芒融成的礼物。
（责任编辑 赵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