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航海外交家的“三大家”——访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朱端强
◆ 文 / 田芯竹
编者按 >>
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郑和奉命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前后总航程达7万多海里，历39国，最远到了非洲东岸、红海海口，古老的非洲大地因此留下了来自彩云之南的足迹。实际上，在整个明朝时期，云南籍航海外交家不止郑和一人。蒙自人萧崇业与鹤庆人杨抡也先后受中央政府委派，率队远航琉球（即今日本冲绳县），圆满完成册封中山国新王的重要政治任务，再次展现了“航海资劳，不辱皇华之节”的大无畏气概。郑和、萧崇业与杨抡三位堪称云南航海外交家里的先行者。
为什么自幼生长在内陆边疆的云南人会在明朝“下西洋”和“过东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是领衔人物？他们的故事背后又体现出哪些值得我们继承与弘扬的宝贵精神？近日，今日民族专门走访了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朱端强。本期，就让我们在朱老师的讲解下，一起重温“明朝云南航海那些事儿”。
【人物简介】
朱端强，祖籍四川万县，1951年出生于昆明。原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学会会员，云南省史学会会员。2013年，被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及云南地方文献研究，先后发表有关明清史学史和云南地方文献的研究文章若干，著有《布衣史官——万斯同传》《孔子素描》《出使琉球——萧崇业》等专著。2006年，被云南省社科联授予“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专家”称号。
▲ 朱端强所著《出使琉球——萧崇业》（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各民族共同推进中国历史发展
今日民族：“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但却对萧崇业和杨抡的事迹相对陌生。请问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决定要写一本关于萧崇业生平的传记？
朱端强：我接触萧崇业的史料其实很早。1989年，我偶然从地方志中读到萧崇业的《航海赋》，这是他出使琉球期间的作品，让我印象非常之深。《航海赋》文辞优美、气势恢宏，洋洋洒洒万余字，不论是作品篇幅还是遣词造句，在同时期云南乃至中国赋文体作品中均属上乘之作，体现了作者非凡的文学功底与文化修养。同时，该赋以航海为主题，与云南其他赋作品选题迥异，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于是，我对这位自郑和之后第二位云南籍航海外交家产生了浓厚兴趣，发表过介绍萧崇业生平主要经历的文章；在2015年公开出版的《出使琉球——萧崇业》一书中，又对他的出身、科举、仕途等做了考证与评介。让人欣喜的是，在研究萧崇业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另一位重要云南籍航海外交家杨抡的史料。由于晚近云南学界对他关注甚少，我便在《出使琉球——萧崇业》中一并对他做了介绍，以期使读者对明朝时期云南人为中国航海和外交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有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我们注意到，这三位云南籍航海外交家并不全是汉族，郑和（回族）与杨抡（白族）都是少数民族。特别是萧崇业与杨抡的先祖，又都是明初进入云南的内地移民。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自古以来，交往交流交融一直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主轴，经过长期交往融合之后，云南各民族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脉相连关系，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各民族都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古代如此，今天亦复如此。
▲ 琉球过海图之一：梅花洋—平（彭）佳山—小琉球
中琉和平交往具有积极启示意义
今日民族：从您写的《出使琉球——萧崇业》中可知，萧崇业、杨抡二位先后作为中国政府使臣出使琉球，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下古代中国与琉球的关系。
朱端强：琉球与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一海相通，南连中国台湾，东北与日本九州相望。中国古籍将其记为“流球”“瑠求”“榴球”或“中山”等。明代以后，则统一记称“琉球”或“中山”。
琉球自古是一个独立国家，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元末明初时，中山王察度统一琉球，藩附明朝，从此，历代中山王的承袭必须得到中国政府册封。这种宗藩关系一直维系到清朝末年，直至1879年日本乘中国国势衰败，强行将琉球并入日本，改置“冲绳县”为止。
明清时期，中琉两国关系空前友好，和平使者穿梭往来，经贸文化交流非常频繁。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如造船、纺织）、优良的农产品、精美的文化艺术品等大量传入琉球。此外，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开始，琉球还不断派遣王族官宦子弟、官学生到中国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学习，由中国政府给予各种生活补贴。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北京国子监设立“琉球官学”，专门为琉球培养人才，在读学生一切费用由中国政府承担。中国对琉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推动较大，琉球也受中国影响较深，不但建有孔庙和专门接待中国使臣的馆驿，而且还有不少来自中国闽粤地区的移民。他们主要是明朝政府为帮助琉球提高航海技术而专门赐予的造船、航海工匠。这些技术性人才在琉球聚居繁衍，形成移民村，据载有“三十六姓”之多。
自明初开始，中国政府对中山王的册封制度一直延续不断。据统计，自明洪武至清光绪的500余年间，中国政府先后正式遣使28次进入琉球，完成册封中山王这一隆重的国家级外交大典。虽然琉球是中国属国，但中国政府从未向琉球派驻一兵一卒，两国之间也从未发生过一次战争。中琉两国之间保持长期和平交往的这段历史，为当今世界各国处理对外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启示意义。
▲ 琉球过海图之二：鸡笼山—钓鱼屿（岛）—黄尾屿
“云南精神”垂范后世
今日民族：册封大使是“衔天子之命”的钦差大臣，在我们想象中，其所过之处必定万民夹道、受人尊崇，为什么明朝的朝臣都对渡海册封一事避之唯恐不及？
朱端强：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虽然明初中国的航海、造船技术领先全球，出现过郑和率领庞大舰队“七下西洋”的壮举，但由于受传统“重陆轻海”思想影响，政府上下对海疆重要性的认识十分有限，即便是最熟悉海路的郑和，也没有写过关于海事海防的专著。在郑和之后，由政府所主导的航海事业发展缓慢，甚至长期推行海禁政策，人为抑制海上正常经贸往来，这些都对海疆研究、海运事业的发展造成了较大影响。
由于航海技术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进步，渡海远航更多仰仗于经验与运气。与陆路册封相比，渡海册封堪称险途，有时甚至可能一去不返。明初，用于渡海册封的“封舟”(又称“封船”)多次在海上覆没，后来的册封大使在监造封舟时，还得专门为自己预备两口棺材。如果遭遇不测，在行将翻船之际，一旁的随从就要把正副两名大使活活放入棺内，在棺前刻上“天朝使臣某某之柩”，再钉上一些值钱的银牌，希冀棺木在海上漂泊时能遇到好心人，妥为殓葬。但事与愿违，撞见者往往只收银钱不收尸，罹难使臣落得个尸骨无存的可怜下场。
因此，每当皇帝下达册封诏书后，朝臣往往应者寥寥，将册封任务视为烫手山芋，以劳民伤财、倭寇匪患等为借口，把皮球踢来踢去。正是因为存在“执行难”，明朝政府曾一度停止渡海册封，改为两国大使在中国沿海某港口见面，交换册封文件。但这毕竟有失庄重和礼节，特别是继任中山王者，都会向中国政府提出渡海册封请求，他们非常看重这一隆重的大礼。
明隆庆六年（1572年），中山王尚元去世，王子尚永监国，他于次年遣使来华，请求中国政府正式册封他为中山王，之后又多次遣使入贡，敦请渡海册封。直到万历四年（1576年），皇帝才下达了册封诏书，但朝臣在此时却“大打太极”。只有萧崇业站出来主动请缨，旋即被任命为册封正使。
与萧崇业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杨抡在崇祯二年（1629年）被任命为册封副使之前，众臣也是对渡海册封持消极态度，册封一事甚至被拖延达十多年。所以，渡海册封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样，是一次风光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 琉球过海图之三：赤尾屿—古米山—那霸港
今日民族：您刚才提到的两次册封，都由两个云南人来挑担子，是否还和云南人的性格有关系？
朱端强：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按照惯例，每次渡海册封，明朝皇帝会任命册封正使、副使各一人。从宣德年间开始，正副使臣一般从给事中（负责监察）或行人司（负责传达皇帝命令）中选派，并不以是否熟悉海事为前提。在被正式任命之前，萧崇业担任的是户科左给事中，杨抡担任的是行人司司正，从职官类别上看，他俩都属于使臣人选。
另一方面，给事中、行人司的官员加起来有数十人，为什么萧、杨二位会最终入选？恐怕也和云南人的性格有些关系。清代著名史学家师范认为，郑和、萧崇业、杨抡这三位航海外交家之所以出自边疆云南，是因为“宇内山水半发源于滇。如木有根干，故其钟于人，率多纯笃而挺拔！”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云南的巍巍大山，刚毅坚卓，它赋予云南人朴实无华、敢于担当的精神；高原峡谷的涓涓细流，汇成江河，一路坎坷向前，它赋予云南人不屈不挠、奔向大海的决心和勇气。
实际上，从古至今，许多历史事件都反映了忠厚耿直、勇于担当、敢为人先、开拓奋进的“云南精神”。远的不说，近代以来，“云南精神”便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比如，辛亥革命期间，云南虽然不处于政治风暴中心，但却勇于斗争、不甘人后。就全国范围来看，云南是较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昆明“重九起义”的斗争规模仅次于武昌首义。1915年底，云南人民又率先打响了反袁护国第一枪，在全国掀起惊涛骇浪，彻底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痴心妄想。抗战全面爆发后，地瘠民贫的云南主动请缨，三迤大地40余万子弟兵前赴后继开赴前线，投入到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滇西抗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之中，伤亡多达10万余人，涌现出众多抗日名将和爱国忠烈，却自始至终未出现过一支伪军和一个降将。彼时的云南既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又是中国抗战最前线之一，被全国各界誉为“以一隅而荷天下”。
“云南精神”既垂范后世，也影响古人。据资料记载，萧崇业作为监察官，恪尽职守，敢于直言进谏，不惧触怒权臣；杨抡为官严明清正，他在刑部任职时秉公执法，没有冤假错案发生。要知道，封建官场崇尚明哲保身，机敏圆滑者往往混得风生水起，老实人则常常吃亏，甚至不受待见。
比如，在萧崇业请命出使后，众臣对他议论纷纷，甚至笑他愚蠢憨直。对此，萧崇业在《航海赋》中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原文大意）：国家要人臣出使琉球，人臣岂有违令之理？但猥琐小人把这件事视如牢狱之灾，无知者又不屑为之。他们以花言巧语百般推脱，却讥笑我请命出使是一种愚蠢……我既然担任国家的监察官和使臣，就可能死于直言进谏或外交出使。二者无非都是一死，但男儿已经决定的事业，有如离弦之箭，一旦开弓，岂有回头之理？如果害怕去征服那茫茫的大海，还算一个七尺男儿吗？！
萧崇业做到了言行一致。在渡海时，封舟遇到了狂风恶浪，迷失航向，但在他的镇静指挥下化险为夷。在琉球期间，他极力维护国家尊严，坚持按礼法完成册封仪典；他坚守使臣本分，四次拒绝琉球政府赠金，受到琉球君臣赞许。在萧崇业走后，琉球政府还专门为他建造了一所“却金亭”，表彰他拒收馈金的高风亮节，留下了一段历史佳话。这些小事从一个个侧面反映出“云南精神”对萧崇业的影响。
▲ 萧崇业撰《游醉翁亭记》碑刻拓片（源自滁州市博物馆官网）
云南航海外交家的事迹值得永远铭记
今日民族：郑和、萧崇业、杨抡三位都在航海外交方面有所建树，在您看来，他们的外交经历有着哪些同与异？
朱端强：三位的外交经历最大的相同点是他们都是代表中国政府开展和平外交，出使是为了加强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及经贸文化往来。比如，萧崇业与杨抡在琉球逗留期间，曾与当地名流往来，多次应琉球政府要求题字题诗题匾，参加文化活动，既履行着外交大使的职责，又扮演着文化大使的角色。特别是杨抡一行，还专门为琉球君民带去了未雨绸缪、提防倭寇侵略的警告，十分具有预见性。他们三位的外交出使，毫无侵略扩张行径，不以掠夺他国土地财富、奴役他国人民为目的，与近代列强海外殖民运动有着本质区别，成为世界近代史上国与国之间和平外交的典范。
同时，三位的外交经历也有着一些不同。从身份上看，郑和是天子重臣，地位崇高，受人敬仰。而萧崇业、杨抡在出使前，只是中央政府普通官吏。正因朝堂地位并不十分显赫，正史中关于萧崇业、杨抡的记载不多，这也导致二位的生平事迹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与研究。从规模上看，永乐年间，国力强盛，郑和“七下西洋”船舰首尾相连、旌旗蔽日，可谓盛况空前。而萧崇业、杨抡各自只出使过一次，耗时较短、船队人员数量较少、航行里程较短，规模远远无法与郑和出使相提并论。从任务上看，郑和出使是为了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加强中国与沿途其他各国之间的交往联系，拓展海上经贸航线。而萧崇业、杨抡出使主要是为了完成册封，出使目标明确、目的地单一，所带来的外交影响力与郑和出使也不可同日而语。从个人贡献上看，郑和所开创的轰轰烈烈航海伟业，举世公认。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郑和都属于举足轻重的人物，今天更是成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民族形象。萧崇业与郑和、杨抡相比，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他有关于出使的专著传世。他在册封期间完成的《使琉球录》，所记内容皆是自己所历所见所闻所感，匡正前人之谬说，补充前人所遗漏，为我们今天研究那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使琉球录》中他所绘制的《琉球过海图》，明确而形象地标出了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位置、形状。萧崇业是第一个亲自到过钓鱼岛，以及第一个写下有关琉球专著的云南人。《使琉球录》这份重要宝贵的历史文献，也是钓鱼岛等岛屿及其周边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如山铁证，至今仍为中国政府维护和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发挥着重要作用。杨抡出使时，已是明朝末年，国事衰颓、内忧外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说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一点也不夸张。当他圆满完成册封任务的消息传回云南后，家乡父老都为此而感到光荣与自豪。他的事迹虽然正史记载不多，但却被写进云南一些志书当中，直至今日，“杨封王”的故事仍在鹤庆当地各民族中流传。
虽然郑和、萧崇业和杨抡在外交成就大小上有着不同，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却一直影响至今。他们的外交经历既集中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又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生动诠释。他们的业绩，为今天云南树牢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进一步系牢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精神纽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重要素材，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责任编辑 赵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