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

费孝通先生与民族研究:入“阁”乃至毕生

访谈

□  文  /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李玥霖

15年前的4月24日,费孝通先生逝世。费孝通先生28岁那年(1938年),抵达抗战大后方的昆明,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此后除短暂离开外,他一直生活在云南,直至1946年。云南不仅仅是费孝通先生的“第二故乡”,也是他作为学者和民族工作者,积累学术思想的地方。这期我们对话云大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李伟华老师,请他介绍费先生与云南和云大那些铭刻在学术史上的往事,以此作为对费先生的纪念。

费孝通先生与云大的魁阁时代

今日民族:费孝通先生在云南的学术活动,经常跟“魁阁”联系起来。“魁阁”是什么?

李伟华:“魁阁”原指云南呈贡的魁星阁,建于1818年,1922年重修,当地也叫它“古城魁阁”。这个地方进入学术史,是因为1940年后,有一群社会学人类学学者把这里当做工作场所。在抗战时期,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这些学者以此为基地,共同探讨学术,创造出了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让后世仰慕的学术氛围。

费孝通先生当时是云大社会学系教授,主持云大社会学研究室。而在魁阁办公的学者们,大部分都是这个研究室的成员。其中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钧等青年,以及云大教授许烺光、云大社会学系讲师李有义等学者。费孝通把他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习得的学风带到研究室,注重理论和实际结合,要求每一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并到选定的社区去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完后,在“席明纳”里进行集体讨论,讨论完再由个人负责编写论文。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云南三村》(费孝通、张之毅)、《汉夷杂区经济》(李有义)、《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汉村与苗乡》(胡庆钧)、《祖荫下》(许烺光)、《昆厂劳工》(史国衡)等著作,都是费孝通先生率领的云大社会学研究室,或者说“魁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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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在魁阁

费孝通先生个人的成果也十分显著,8年期间他个人共出版中文著作2部,中文译著2部,英文著作2部,学术论文34篇以及大量难以精确统计数量的学术杂文。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当时没有发表,后来被编入了著名的《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总结说,云南是他“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和家庭生活的新起点”。

从云大社会学系和魁阁的成就看,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有创造力的学者,也是天才般的学术领袖——他29岁就开始领导这个学术团体。

今日民族:今天谈论抗战时期昆明的大学,云大经常被忽略,就社会学系来说,当时情况如何?

李伟华:云大社会学系是吴文藻先生1938年创建。吴文藻先生是燕京大学教授,1938年到了云大——他1940年底离开后,系主任一直由费孝通先生担任。社会学系创建不久,就招揽了刚从英国留学归国的费孝通先生。随后到来的还有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林耀华先生,再后来从德国回来的陶云逵也被邀请到系里任教,费孝通先生的师弟、马林诺夫斯基的另一个高足许烺光也于1941年到云大任教。后来有名的藏学家李有义,是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的研究生,也跟随吴文藻到了昆明,毕业后也到云大社会学系担任讲师。

李有义后来回忆时,都感慨云大社会学系师资阵容之大,说当时后方大学中,如此强大的阵容实属罕有。

费老主持云大社会学系的8年,应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在全世界的高光时刻,也是云大在全世界的高光时刻。今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947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云大被列为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一。而云大当时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跟它在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成就密不可分。

今日民族:对今天而言,魁阁时代的遗产对云南有什么样的意义?

李伟华:云南在抗战时期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魁阁学术群体完成。这批财富,对云大的意义自然不用说,对云南的意义同样不容忽略。

一个地方的发展,离不开学术研究。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术实践,被认为是“志在富民”。而一个学者如何跟“富民”有关?显然是他的研究成果,被转化为改良社会的思想资源。在这个意义上,魁阁时代的学术遗产,自然就有很多现实意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差不多20年前,我的老师北大教授王铭铭等学者组织了一个学术研究计划,围绕费孝通先生他们研究过的地方,进行回访式再研究。这些研究通过各自长达一年左右时间的田野调查,不仅继续思考当年魁阁学者群体思考过的问题,也思考了此后的几十年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这部分成果,不仅促使中国人类学反思自身的历史,也让云南的社会、经济、民族各方面得到学术界持续性的关注。

在中国,像云南这样被学术界开辟出许多经典研究课题的地方不多。这些研究成果,虽然经常也被束之高阁,但在知识界内部传播,也总归是迈出了重要一步。

如果从费老个人经历看,实际上云大社会学系和魁阁那些成果,早就被转化在后来的中国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发展,以及民族工作等等方面。——比如,费老的学生李开鼎(云南楚雄人,1922年生,原北京农业大学党总支书记,教育家、书法家)就说,《云南三村》一书就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乡土中国”概念和发展乡镇企业的主张,为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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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魁阁时代》费孝通与许烺光隔空对话

对“第二故乡”的重访

今日民族:费孝通先生跟云南后来还有哪些联系?

李伟华:他多次重访云南。我记得第一次是1956年,他来云南参加民族历史调查研究,曾到德宏,还沿着洱海跑了一圈。

第二次是70年代末,费老重获学术生命,于是,再访云南。

1990年,《云南三村》在国内首次出版,他萌生了重访“云南三村”的念头。于是,80岁高龄的老人,再次重走半个世纪以前的乡村之路。他先后到了禄丰、玉溪等地。重返云南三村,让他坚定了小城镇建设的主张。小城镇建设,不仅能够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而且农民“离土不离乡”,家庭和村落文化共同体能够得到延续。

费孝通重返云南最近的一次是2000年。这是应云南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研讨会之邀而来的。会前,费老乘车到了大理和丽江。

因为这次重访云南,涉及到他对云南文化的评价,我这里引用他的原话。费老写道:“一路的‘乘车看花’,还是浮想联翩,我觉得云南的人文资源太富饶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别的省份不能比的。”他夸奖了大理、丽江古城的保护。

另一方面,当费孝通听到有纳西象形文字老专家谈到学校欲推行“三语”(汉语、外语、纳西语及文字)的建议时,也委婉表达了他的意见。他感到纳西族象形文字是一种比汉族甲骨文还古老的文字,但使用范围极狭窄,现在与汉语、外语并重,学生负担过重,且没有太多实际用处。所以,他主张应该培养一批专家来研究东巴文化,包括它的文字,但是普遍推广就不现实。

另外,当费老观看了纳西族的“祭天”仪式表演和参观了丽江东巴文博物馆之后,提出“保护不是无选择的、原封不动的保存,要有鉴别、有取舍”。

费老是思想敏锐的学者,抗战时期在云南的8年,他的主要精力是研究农村社会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对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他的声音我们较少听到。这还需要后世的人进行更多的整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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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费孝通(前排中)与原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一起

从不孤立地研究民族问题

今日民族:很多人把费孝通先生看作社会学家,经常忽略他学术生涯的起步,其实是从瑶族开始。您怎么看待他当时的研究?

李伟华:1935年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是费孝通先生早年的研究成果,是他学术生涯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这里他第一次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深入剖析了金秀大瑶山族团、族团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向,第一次成功地运用了“微型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剖析了花篮瑶社会。再者,《花篮瑶社会组织》给他的学术研究留下了许多的根源和启发。

关于《花篮瑶社会组织》,费老在1999年11月2日在家乡江苏吴江学术演讲会上讲到过,他一生的学术活动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很多的思想都可以从这篇文章中找到根源。

他在瑶山看到了瑶族社会,每个家庭里边的亲属、亲子关系后,逐渐认识到这种关系是构成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费老的脑海里,以致费老后面所写的文章还是会涉及这几个内容。包括后来写的《江村经济》一书中,一开篇他就讲到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想法便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