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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居龙藏的《西南中国行纪》述评

原著

◆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周可希  苍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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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代西南来过很多外国旅行家、学者,他们考察当地各民族留下的日记、行纪和摄影,是我们今天了解这段民族史十分有用的素材。120年前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中国西南之行就留下了不少关于彝族、苗族的生活细节,读之,将有助于我们直观感受百年来民族经历的巨变。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这些学术旅行和探险,绝大多数是殖民主义驱动下的产物,所以我们的阅读也不能放弃必要的审视与批判。

《西南中国行纪》一书是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所著「中国の少数民族地帯をゆく」一书的中文译本,由东京大学博士,苗族学者杨志强教授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此书是鸟居龙藏1902至1903年赴中国西南地区考察“苗族”和“罗倮”(其时对今彝族之称谓,为尊重史实,特保留)时所撰的旅行日记,在时隔百年后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作为一部学者行纪,这本书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晚清中国西南地区的时代特征和西南民族人民的生活面貌,保存了珍贵的图片资料,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鸟居龙藏其人

鸟居龙藏(1870-1953)是日本及东亚考古学、人类学的开拓者之一。鸟居龙藏自青年时起就对人类学和考古学产生了兴趣,进行独立调查并发表论文。1893年,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任理学部人类学研究室主任的坪井正五郎邀请年仅二十三岁的鸟居龙藏担任其助手。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台湾岛被割让给日本。为配合殖民统治的需要,东京帝国大学决定派出各学科研究者调查台湾,鸟居龙藏即是其中一员。至1900年,鸟居龙藏先后四次考察台湾,在调查过程中他对大陆的“苗族”与台湾土著之间是否具有体质或文化上的关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向东京帝国大学提出考察中国西南的申请,得到了批准。1902年7月至1903年1月,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人类学调查,收集到大量有关中国西南“苗族”和“罗倮”的体质、语言、文化信息,并拍摄大量照片。1907年,鸟居龙藏出版《苗族调查报告》,对这次旅行的人类学成果进行了总结。1926年,鸟居龙藏在西南旅行中所撰日记以「人類学より身たる西南中国」一书出版,即《西南中国行纪》的日文原版。在西南调查结束后,鸟居龙藏的研究重点转向中国东北满蒙地区,先后在东京大学、国学院大学、上智大学任教,晚年在燕京大学任客座教授长达十二年,其一生的学术研究都与中国密切相关。

西南旅行的目的和路线

鸟居龙藏因台湾考察而对中国西南产生了浓厚兴趣,希望探究中国西南的部分“苗族”与台湾“番族”是否有族源上的关联。他从文献研究中得知南方“苗族”源于中国古代内地的“三苗”之国,但从未有日本人研究过,是日本学术界的一个空白。

此外,鸟居龙藏也想顺道调查一下分布在云南、四川等地的“罗倮”。在鸟居龙藏看来,中国西南“在中国历史上和远东人类学研究上均系最令人瞩目的地带”(《西南中国行纪》,第484页),欧洲传教士和其他领域的学者都极其关注,但日本学者尚无人涉足此地,中国学者亦没有对此特别关注。这更令鸟居龙藏有意愿开拓这一全新领域。

鸟居龙藏旅行西南的行程可分为四部分,首先是从汉口走水路到黔阳,所经基本为汉人地区;然后从黔阳到云贵交界的亦资孔城,途中所经主要是贵州的“苗族”聚居地;接着从亦资孔城进入云南昆明、宜良、路南、弥勒考察,再从云南经过四川大凉山到成都,主要考察云南和四川的“罗倮”;最后从成都行至重庆,再从重庆一路顺长江返回汉口,日记仅记述至重庆为止的旅程。

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鸟居龙藏一路考察均受到优厚的外交礼遇,地方官府的热情招待和帮助使鸟居龙藏的调查得以顺利进行。每到一地,鸟居龙藏亦主动拜访当地衙门。

在云南弥勒“黑罗倮”村,鸟居龙藏希望得到一顶当地妇人和小孩的帽子。作为交换条件,首领要他写信给官府,为一位入狱村民求情。鸟居龙藏在日记中感叹:“在中国只要有与之无关的外国人提出申辩,罪责都会得到相当的赦免”(第252页),体现了晚清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在贵州郎岱考察时,当地官员特地帮他约见了几位苗民。在云南弥勒调查时,由于担心当地“罗倮”拒绝,地方官吏协助将“罗倮”人召集到义学中见面,使调查得以展开。在越巂(今四川省越西县)官员的安排下,鸟居龙藏得以对“罗倮”人进行拍照和体质测量。

与官方的态度相反,民间百姓,尤其汉族百姓对洋人十分反感。 在湖南境内,常有汉族百姓围观鸟居龙藏一行,呼喊“东洋鬼子”。鸟居龙藏路过沾益州城时,一名铁匠手持铁戟对他大呼“洋鬼”。鸟居龙藏就此向当地知州提出交涉,并以上报其长官相威胁。该知州立刻携带礼物前来道歉,私下了结此事。

鸟居龙藏日记的书写方式

鸟居龙藏日记的书写方式十分独特。良好的人类学知识和田野调查训练使得他对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观察细致入微,对旅途见闻进行了较为真实、具体、科学的描述。与《苗族调查报告》相比,日记增补了更多考察细节。与其他外国学者的西南行纪相比,鸟居龙藏的记载更具学术性。

鸟居龙藏每到一地,即记载其地形、地貌、标高,时常注意地形地势的变换。从他对地理形态较为精确的描述,以及对各种花草植物之名如数家珍,可看出其学识之渊博。这些内容在日记中并非生硬的记载,而是自然地夹杂于对旅途风景的描写之中,能让读者感受到经过多年的学术训练,理性观察自然环境的方式已经完全融入到其日常思维之中。完全实现了他本人在后记中所说,比起枯燥的报告或全凭兴趣的文学作品,更希望撰写“学者的行纪文”(第483页)的愿望。

鸟居龙藏作为日本人先后考察中国东北、台湾,后又来到西南地区,丰富的田野经历和对中日历史研究的深厚积淀,使他始终以人类学的比较方法思考问题。

在描述苗民女子发型时,鸟居龙藏也往往与日本妇女的发型作对比,如初入贵州时看到中国女子的发髻与日本“祖母子结”状同(第70页),郎岱妇女发型类似日本江户时代寡妇中流行的“后家岛田式”(第156页),贵州“黑罗倮”的包裹头发的方式类似日本的“御高祖头巾”(第250页)等等。在云南弥勒十八砦(寨),鸟居龙藏发现此地庙宇保留着明代以前的建筑风格,且与日本佛阁结构相似等等。

在鸟居龙藏旅行西南之前,已经有欧洲学者对此地进行了探索并撰写考察记录。如1882年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川西考察记录》、1888年伯恩《伯恩在中国西南部的考察报告》,1897年霍西《在中国西南的三年:三入四川、贵州和云南行纪》,三人均为英国驻重庆领事,为专职外交官而非专业学者,他们的记录更加口语化。相比之下,鸟居龙藏书写的日记则更加严谨简洁,日记完全以旅行路线和途中见闻为线索,很少有长篇议论或慨叹,对西南地区的描述整体更加完善和真实。

《西南中国行纪》的学术价值

此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所收录的图像资料和对云南、四川“罗倮”的大量记载上。云南、四川的“罗倮”现在识别为彝族。

从史料价值上看,本书收录了大量作者旅行途中所拍摄的人物照片,是极其珍贵的图像史料。鸟居龙藏是最早将摄影手段应用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东亚人类学家,此前到中国旅行的外国人也对中国西南进行了摄影记录,但均无鸟居龙藏所拍摄的照片丰富、清晰。在这次西南调查中,他共拍摄照片400余张,除《苗族调查报告》所收录的90张照片外,其余照片均未公开发表。照片主题丰富,包括江景、山色、乡道等自然风貌,民居、桥梁、牌坊、碑塔等特色建筑,以及汉人、各支系苗民和“罗倮”的人物特写。许多人像为体质调查时所拍摄,清晰展现了人物的面部特征和服装细节。书中文字与照片相互对照,使得日记中所描述的民族风俗形象可见。

鸟居龙藏是日本从事东亚史研究的学者中进行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第一人,并出版了在当时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苗族调查报告》。虽然二十世纪初已经有许多外国人出版关于中国西南的著作,但以人类学方法进行西南调查者,仅鸟居龙藏一人。此时中国本土尚未出现关于南方民族的科学研究,仍将“苗族”作为广义的西南民族认识。

受鸟居龙藏调查报告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对西南民族的认识更加深入,以凌纯声、芮逸夫所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为代表的苗族研究著作相继出版,开启了中国学者对现代苗族的民族学研究。鸟居龙藏西南调查虽然以考察苗族为首要目的,但在实际调查中对彝族地区的调查亦用力极深。遗憾的是,在《苗族调查报告》之后,他没有出版关于彝族的研究著作,相关照片亦未披露。

《西南中国行纪》中三分之二的篇幅均与彝族有关,详细记载了他所经过的彝族地区的地理分布,并附以大量照片。该书可作为《苗族调查报告》之姊妹篇,是今天的研究者了解近代彝族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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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苍铭,男,满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学会理事、世界民族学会理事。

(责任编辑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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