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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怒江“千年跨越”——何叔涛教授访谈

访谈

◆文  /  怒江州傈僳族文化研究院  席永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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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贡县、贡山县联合给何叔涛颁奖

【编者按】

何叔涛,1954年生,民族学家,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教学督导、博士生导师,大理大学、昭通学院、文山学院客座教授,见长于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云南少数民族历史、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等诸多领域,先后在《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光明日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国家级刊物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多次获国家民委和云南省人民政府优秀科研成果奖。

从1959年进入怒江到1985年调回云南民族学院(今云南民族大学,下同)工作,何叔涛先后在怒江生活工作20余年。到昆明工作后,为学术研究而多次返回怒江考察、走访,是怒江两个“千年跨越”的建设者和见证者。

 怒江的变化翻天覆地

今日民族:何教授好!请回顾一下您在怒江的生活和工作经历。

何叔涛:我是1959年到怒江的,当时还不满5岁。由于父亲在怒江工作,我们全家也随父亲一起到怒江生活。我父亲叫何澍霖,他先在省委党校学习,后分配到丽江工作,主要是负责开办民族干部培训班,为迪庆、怒江成立自治州做筹备工作。民族干部培训班结束后,父亲于1953年带着部分学员翻越碧罗雪山进入怒江,被分配到刚成立的怒江边工委宣传科(相当于今天的州委宣传部)工作,也是怒江边工委宣传科的第一任负责人。怒江当时还不通公路,1959年,我母亲用箩筐背着我从老家剑川到兰坪,渡过澜沧江、翻越碧罗雪山,进入当时的怒江州府所在地知子罗。

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怒江度过的。1970年我刚满16岁便参加工作,在今天的福贡县架科底乡惟独村当工人,当时碧江县在那里办了个硫磺厂。2年后,这个厂因为不具备办厂条件而被撤销,我被送到云南省财经学校学了1年的会计后回到碧江县,在工交局工作。其间下过农机厂、电厂蹲点,被选入农村工作队(当时叫作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之后,我又到今天的匹河乡沙瓦行政村的子楞村工作了3个年头。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云南民族学院。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怒江州委党校当了3年的理论教员。1985年又从怒江州委党校调回母校云南民族学院工作。从1959年到1985年,因读中专和上大学离开怒江大约5年时间,我前后在怒江总共生活了20多年。

今日民族:请您谈谈对怒江发展的感受。

何叔涛:与往昔相比,怒江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在过去我们不敢想、想不到的事情,现在都一一实现了。怒江的巨大改变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给予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怒江的关怀分不开。

近年来,怒江的大部分地区我都去过,感触很深,交通的巨大发展是怒江变化中最重要的一点。交通自古以来一直是制约怒江各民族发展进步的瓶颈。举个例子,过去,外面的人要进独龙江,得等到大雪化了之后才行;而独龙江的居民要出来,要赶在大雪封山之前。独龙江的交通在一年中有半年是受制于大雪的。我此前在怒江生活了20多年,便是因为交通的原因,从来没有到过独龙江。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汉族要和独龙族同胞打交道,至少需要三个翻译:第一个是懂傈僳语和汉语的翻译,第二个是懂怒语和傈僳语的翻译,第三个是懂独龙语和怒语的翻译。

过去的怒江不但内部交通落后,与外界的交通也落后。上世纪40年代,从昆明到独龙江,少了一个月是走不到的。1977年我考上大学,从碧江到昆明坐了五六天的车,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怒江各族人民与外界其他民族的正常交往。

如今,昆明与怒江之间已实现朝发夕至,怒江公路的贯通极大地改变了各族人民贫困、落后的状况。在独龙江隧道即将打通时,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祝贺,对此我很是感动。独龙江公路彻底改变了独龙江闭塞、落后的状况和面貌。我也因此从独龙江最北端迪政当到最南端的马库完整地走了一遍,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怒江是全国脱贫攻坚最困难的“三区三州”之一,去年年底,怒江州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这个也让我很感动。我走过怒江的一些地方,见到国家给易地搬迁群众盖的房子,比当地政府的办公楼还要好,党和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和本钱,这种壮举,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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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望原碧罗完小老校长刘正光老师

 民族研究绝不能搞哗众取宠

今日民族:您是如何走上民族研究的道路的?关于怒江各民族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哪些?

何叔涛:考上大学后,我一开始读的是政治系。当时的我酷爱文学,想调到中文系,从事文学创作。大二的时候,学校开设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一下子吸引了我。我思考后认为,如果是做其他研究,我存在着一些短板,但如果做民族研究的话,却具有一些优势:我在民族地区长大,通晓多种民族语言,有很多民族朋友,对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这些可以帮助我在搞民族研究时扬长避短,于是我决定从事与民族相关的研究。

我的民族研究处女作写的是碧江怒族命名法的演变。这篇论文获得了当时全省文科学生参赛论文二等奖,后来在云南民族学院胡贵老师推荐下,发表在云南省的《民族文化》期刊上。这也是我关于怒江的第一篇论文。当时还写过其他一些小文章,既有从宏观层面来研究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制的,也有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的,比如我所熟悉的怒江各民族的文化。

1984年在怒江州委党校工作时,我在《民族研究》发表了《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自我意识》,这是我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此后,我受宋恩常老师的委托调查怒族的原始宗教,在调查基础上撰写了《碧江怒族的原始宗教》,1985年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上,是第二篇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在80年代,我还参加了吕大吉先生主持的《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项目要求收集整理以往有关各民族原始宗教的资料,对一些问题进行补充调查。当时我们学校的蔡家麒教授领了任务以后,把撰写怒族原始宗教的部分分给我。

在前期对怒族原始宗教研究的基础上,我写了一本小书《复苏了的神话(怒族)》,这本书获得了全国的优秀图书奖。此后,我曾受邀参加了年过百岁的萧克将军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中怒族文化志的编写工作。在我退休前的10年左右,受云南中医学院(今云南中医药大学)王志红教授邀请,参与她所申报的怒族佤族医药文化研究国家级课题,并为此又一次走遍了怒江的怒族村寨。

由于发过一些关于怒族的文章,三江并流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功后,福贡县、贡山县政府联合给我颁了一个为弘扬怒族文化做出突出贡献的奖状。这个奖不是我自己去申报的,在我看来,比我所获得的其他省部级奖都珍贵,因为我的研究成果得到了研究对象的承认、认可和认同。

除了关于怒江怒族方面的研究,我也写过有关独龙族、傈僳族、白族乃至整个怒江州的研究文章。在州委党校工作期间,我参与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概况》第一版部分章节的撰写,属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系列。其中,《知子罗镇七十四年与怒族社会的发展》一文针对碧江撤县搬迁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转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关于怒江各民族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我在怒江的生活、工作经历是分不开的,也和我的怒族、傈僳族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分不开。我非常尊重我的调查对象,谁讲述、谁翻译、谁提供帮助我都一一注明。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对我帮助非常大的吴益子、亚娜、曲路等诸多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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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娜大姐(右二)、曲路大哥(左一)合影,右一是何叔涛培养出来的怒族第一个研究生熊国庆

 党的民族政策在怒江的成功实践

今日民族:请您结合生活、工作和研究经历,谈一谈党的民族政策是如何在怒江实践的。

何叔涛: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在怒江开始贯彻实施了。当时一些内地的党员干部以各种身份进入怒江地区,培养了一批当地少数民族学生,为党的民族政策贯彻实施、为成立傈僳族自治州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在怒江的贯彻落实有两个方面最显著:一个是建立了傈僳族自治州,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当家作主;另一个是培养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我的父辈,身为外来干部的他们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为考核标准和要求,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怀。

随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一些年轻的、资历较浅的少数民族干部被提到了领导干部岗位上。很大一部分少数民族干部担任的职务级别比当初发现、培养他的外来干部还要高,“培养自己的上级”这种现象在怒江很突出,这也是为什么怒江的少数民族一心一意跟党走,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都不动摇的重要原因之一。

党的民族政策在怒江的另一个主要成功就是实现“直接过渡”。怒江地区的少数民族当时已经开始有阶级分化但不明显,虽然有商品交换但不发达,虽然有土地私有但不集中,生产生活还很落后。当时省委提出,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边疆山区少数民族,还处在刀耕火种、刻木结绳的少数民族,我们不搞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不划阶级、不分土地,而是以发展生产为主,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逐步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落后因素和原始因素。

这一点怒江做得比较好,因此我们说怒江地区是跨越式的直接过渡,符合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过渡理论。我们说的跨越式发展,“一步千年”说的是社会制度方面的变革,从此各民族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今天我们说的精准扶贫上的“一步千年”是从根本的、经济发展上讲的跨越式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是一家,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绝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的光辉思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应当立足于“四个共同”

今日民族:请您就怒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该怎么做提些建议。

何叔涛:这其实是两个层面的话题。我先讲第一个话题“怒江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再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怒江该怎么做”。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冲破地区、国家、民族的界限,不断成为全人类共同财富的过程。如果一个民族勇于交往、乐于交往、善于交往,能够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先进技术,加以消化、为我所用,这个民族就能够获得较快发展。反之,就会形成保守排外、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狭隘民族意识。

怒江各民族过去受到自然环境尤其是交通不便因素的制约,缺少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基础。但从历史整体来看,怒江各民族的交往和联系还是普遍的,比如,在怒江族际通婚很普遍。再如,民族文化交融在怒江体现得淋漓尽致,能讲多个民族语言的人非常普遍。随着交通的改善、通讯的发达,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近些年更是突飞猛进。上述案例给我们开展民族研究带来的启示是,既要注重各民族的特性,更要看到各民族之间的水乳交融,要看到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性及共同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56个民族所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内部结构是多元一体。我一贯坚持的观点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复合民族,它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在我看来,民族共同体分为很多层次,有微观的、中观的、宏观的。中观层面最基本的就是各个民族,就是国家通过民族识别确认的56个民族,这些都是单一民族。民族内部有着不同支系,这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特点。56个单一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彼此之间不可分割。

结合怒江情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认为首先应当立足于历史上的“四个共同”,其次致力于现实当中的“四个共同”。历史上的“四个共同”就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到的“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怒江地处边疆,其疆域是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的;怒江的历史也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怒江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怒江各族人民奋发向上、自立自强的奋斗精神也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只有立足于“四个共同”才有利于民族团结,才能克服单一民族、民族支系的民族意识狭隘性和排他性,汇合、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中。

此外要致力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四个共同”。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得以共同参政议政、共同当家作主,民族区域自治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我们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民族区域自治要有充分、全面的认识,它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是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结合、是国家统一与民族自治的结合。不能用狭隘的民族意识来看待和理解民族区域自治,过度强调单一民族利益,片面曲解民族区域自治。

其次,在经济文化方面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建立在各民族的繁荣之上,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实现。我们要坚持完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三个离不开”既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归宿,也是现实当中民族关系的真实写照。

怒江70多年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团结奋斗的硕果。所以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责任编辑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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