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不改霜耐冬

◆文  /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所  晓今

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天然纽带和桥梁，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精心培养和使用了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其中，怒江州傈僳族第一个党员霜耐冬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精彩的经历，今天依然在启迪教育着后人。

从贫苦孩子到抗日勇士

霜耐冬，1913年出生于怒江州福贡县上帕镇腊乌村的贫苦农民家庭。彼时的福贡县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人们主要以刀耕火种和狩猎打鱼为生，辛苦一年仍然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再加上传染性疫病和毒虫猛兽的侵扰，人们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辛亥革命后，云南地方政府在怒江设立了管理机构设治局。1916年，福贡上帕镇建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小学，设治局长杨润新承诺，在这所小学读书的孩子，学成后可送到丽江、昆明接着读，然后当官发财，成为大人物，但对汉族官员心存芥蒂的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并不愿意将孩子送进学校读书。

眼见无人入学，杨润新只得搞强行摊派，下令每个村必须完成入学指标，不愿入学的家庭罚4头牛充公，同时他还让富裕人家带头送子弟入学。

霜耐冬家贫，当地一家富人由于不愿送孩子读书，于是以给予4头牛作为条件，让霜耐冬去顶替自家孩子。就这样，1928年，15岁的霜耐冬进入小学读书，1932年又入读福贡师范食宿中学，1935年从中学毕业后，霜耐冬到了鹿马登赤恒底小学任教，成为了福贡县第一批本土培养的知识分子。

1935年4月，福贡县爆发了傈僳族、怒族反对国民党设治局贪污的起义，刚刚捧上公家饭碗的霜耐冬被设治局指定为翻译，但还来不及走马上任，农民起义就结束了。同年7月，起义再次发生，国民党当局从大理调来正规军，准备对起义农民进行血腥镇压，设治局又强迫霜耐冬做翻译。虽然国民党军还未开杀戒，起义农民就各自回家了，但霜耐冬却被族人视作“傈奸”，并把对国民党设治局的种种不满发泄到他头上，甚至想要除掉他。霜耐冬在家乡一时竟变得无立足之地，于是他听从别人劝告，告别了父母和妻女到大理参军。

1936年，霜耐冬进入昆明北教场干部军事学校培训。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部队开往抗日前线。在部队前进过程中，由于长官逃跑，霜耐冬先后被提拔为事务长、排长。

在前线，霜耐冬先后参加过上百次对日作战，其中恶战十多次。由于其所在部队非蒋介石的嫡系，武器装备非常之差，加上给养不足，伤亡很大。国民党上层的花天酒地与战区百姓的民不聊生、爱国官兵的英勇牺牲与投机军官的钻营和大发国难财形成了鲜明对比，眼前的一切让霜耐冬意识到国民党不能救中国。

1941年，霜耐冬所在部队回到昆明，九死一生的他已对国民党失望透顶，加之同僚关系的紧张冷漠，让他对国民党军失去信心，主动提出退役。

1941至1944年期间，先后担任章化乡（今上帕镇）、普利乡（今马吉乡）乡长的霜耐冬，尽心竭力支援抗日远征军，并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死里逃生的抗日军人。其间，福贡县各族人民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纷纷加入到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斗争中，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企图突破怒江天险的疯狂进攻。1944年，怒江抗日大反攻取得胜利，全歼入侵日军，收复了沦陷的国土。1946年福贡县成立参议会，霜耐冬担任参议长，成为当时福贡县的第二号人物。

发动福贡起义

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之后，加大了对怒江各族百姓的搜刮，税收不但一年比一年重，而且官吏还从中贪污渔利，使物质本来就极度匮乏的怒江各族居民生活更为贫困。为了补充兵源，国民党把抓来的傈僳族、怒族、白族的子弟用麻绳捆成一串拉到丽江当兵，导致怒江百姓四处逃散。

为了减轻税负、减少人口外迁，霜耐冬决定到省政府请求免除公粮和兵役。当他到达昆明时，已是1949年初。在昆明等待云南省主席卢汉召见和批示的两个月中，霜耐冬打听到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而共产党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军队纪律严明，办事公正廉洁，不歧视少数民族。霜耐冬有了追寻共产党的打算。

在返回福贡的路途中，剑川起义成功的消息再次坚定了霜耐冬推动福贡起义的决心。1949年4月，回到福贡的他立即召集当地少数民族爱国人士和宗教界爱国民主人士开会，把在昆明的所见所闻讲了出来，号召大家仿效剑川“四二”起义，把国民党赶走，迎接共产党的到来。他的号召得到与会人员的支持，至此，在霜耐冬的带领下，福贡县各族群众踏上了迎接共产党、永远跟党走的正确道路。

当年5月，霜耐冬接到滇西北地下党罗映先的信，告知党组织已派人到碧江（旧县名，1987年撤销），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就和平解放一事展开谈判。霜耐冬立即回信，要求党组织尽快派人进入福贡，领导各族人民解放福贡。同时，他不顾个人安危，联合少数民族爱国人士和宗教界爱国民主人士举行起义，于5月25日迫使福贡设治局长姚国宝交出权力、返回原籍，并于6月1日宣布福贡和平起义，一场由霜耐冬领导的、当地各族群众参与的解放福贡斗争取得了胜利。随即，霜耐冬派人到兰坪邀请共产党代表到福贡接管政权。6月6日，共产党代表来到福贡，受到当地百姓欢迎。12月25日，福贡县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成立，福贡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矢志不渝跟党走

1949年7月14日，经滇西北党代表王荣才的介绍，霜耐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怒江州境内的第一位本土共产党员。在党的培育下，霜耐冬在政治上不断成长，先后担任过福贡县副县长、怒江傈僳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第一位进入省城工作的傈僳族厅级干部。

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霜耐冬始终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带领各族群众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并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与担当。

1950年，德钦土司吉福纠集数百名土匪进入福贡抢劫，霜耐冬带领民兵和自卫队在马吉乡击退了凶悍的匪徒，保住了一方民众的平安。1958年，国民党残匪进入中缅边境未定界，在沿路大搞破坏、抢劫，并入境杀害干部、教师、学生、公安等十多人。逃离时，他们还散布谣言说，怒江境内有他们的卧底，下次将里应外合，夺取政权。

国民党残匪所散布的谣言，后来演化为一个惊动党中央的大案——“裴霜反革命集团案”（“裴”指裴阿欠，时任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受到冲击并失去职务的霜耐冬并没有因此而违背自己入党时所许下的誓言，毫不动摇跟党走的决心和意志。1962年10月冤案查清后，霜耐冬再次担任怒江州副州长。“文革”结束后，又先后担任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85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云南省委同意，霜耐冬恢复了党籍。

1995年霜耐冬去世后，党和政府对于他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其中，《怒江州志》上记载道：“工作40多年来，他模范地贯彻执行边疆地区‘两个离不开’的干部方针，团结本地民族干部和外来干部，同兄弟民族干部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对边疆的安定和怒江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霜耐冬识大体、顾大局，矢志不渝跟党走，受到怒江各族人民的尊敬与爱戴。如今的怒江州，已取得脱贫攻坚的胜利，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一步跨千年”，这些辉煌的建设成就，是对革命先辈们最好的告慰。

（责任编辑  刘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