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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瑰宝两爨碑

家园

◆文  /  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  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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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国务院公布了180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爨(cuàn)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分别位居石刻类的第二和第三号文物。有趣的是,这两块碑都来自云南省曲靖市。它们究竟有什么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不但得以入选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而且还名列前茅?

故事还得从两块碑的发现说起。

打过谷子的大爨碑 

先说爨龙颜碑。发现它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阮元。阮元不但官做得大(清道光年间曾做云贵总督),而且学问也好,此外,阮元还有点不务正业,喜欢在工作间隙四处寻访金石古迹。爨龙颜碑得以重见天日,便与阮元的“雅好”密切相关。

清道光六年(1826年),阮元溜达到了陆凉州(今陆良县)贞元堡村,晒谷场上一块巨大石碑引起了他的注意。阮元命人将石碑翻转并用清水洗净,碑上显露出的字迹让他大喜,这便是元代以来就被古籍所记载的爨龙颜碑,一段时期内,社会上还有此碑的拓片流传。但谁也讲不清,石碑何时成了村民用来打谷子的“利器”。

有人认为,是别具慧眼的阮元让爨龙颜碑重现人间;也有人认为,爨龙颜碑与阮元并非是偶遇,实则是他早已探清了此碑的大致方位之后,展开了一场“跟着感觉走”的“发现之旅”罢了。但不论如何,今天我们还能在陆良县薛官堡村目睹这块碑的真容,不得不感谢阮元当年对爨龙颜碑所做的“发掘抢救”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爨龙颜碑由于碑身大且字多,被称为大爨碑。碑身相对小一些的爨宝子碑,被称为小爨碑。

压过豆腐的小爨碑 

小爨碑的发现比大爨碑早了近半个世纪。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曲靖府杨旗田的村民从土中挖出了小爨碑,但文化程度不高的村民没有看出此碑的重要,于是将其弃诸荒野,以致黄土再次掩盖了碑身。此后,另一个村民在耕地的时候,又把小爨碑再次挖了出来,搬回家中用来压豆腐。

到了清咸丰二年(1852年),曲靖知府邓尔恒惊奇地发现,自家买来的豆腐上不但有字迹,而且字体高古、非同寻常,于是找来家中负责买菜的仆人询问豆腐来历,通过豆腐小贩顺藤摸瓜找到豆腐作坊,花钱买下了这块压豆腐压了74年的小爨碑。此碑之后辗转多地,先是被邓尔恒收入府中,之后又先后被放置在曲靖武侯祠、魁阁之内,直至1937年迁至曲靖一中,建碑亭予以保护至今。

碑中“神品”

两爨碑自清末被重新发现之后,不久便受到了众多金石与书法名家的重视和高度评价,扬名海内外。比如,近代著名书法家、戊戌变法主角之一的康有为,曾在其书法名著《广艺舟双楫》中称赞小爨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为“真书(即楷书)之鼻祖”;大爨碑则为“雄强茂美之宗”,是魏晋碑刻中之“神品”。无独有偶,大爨碑的发现者阮元也在碑左下角刻字称:“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

“神品”“第一”,究竟是什么样的艺术成就,让众多文化名家对两爨碑评价如此之高?说起来,无论是“神品”还是“第一”,这样的评价用在两爨碑身上并非过誉之词,乃是实至名归。

原来,两汉时期,达官显贵之家往往有厚葬逝者的传统,并立碑歌颂其生平功德。到了东汉末年,这种风气遭到了当权者曹操的反对,他曾发布命令要求不得厚葬、不许立碑。这一禁令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得到贯彻执行,因此,这一时期的碑刻能流传至今的可谓凤毛麟角,所以,今天依然传世的小爨碑(立于公元405年的东晋安帝时期)和大爨碑(立于公元458年的南朝刘宋时期)就显得弥足珍贵。它们能够出现的原因,与云南当时地处边疆,乱世政令执行不严有关。

除了“禁碑期”的立碑实例这一点抬高了两爨碑的身价之外,两碑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艺术价值也同样不可小觑。众所周知,两汉时期的主流汉字字体为隶书,因此,“禁碑期”之前流传下来的碑刻,绝大多数为隶书字体。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字体逐渐从隶书向楷书演变,是汉字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之一。

两爨碑的字体,结构不像隶书那样扁圆,而是像楷书那样方正,但与纯粹的楷书不同的是,很多点画却又保持了隶书的写法,“方圆并用”是两爨碑字体的最大特点,堪称隶书向楷书转化的“过渡体”,是汉字演化的重要实物例证,其“活化石”般的艺术价值是同时期很多书法艺术作品所无法取代的。所以,两爨碑不但在中国文化史、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而且在亚洲一些历史上曾长期使用汉字的国家也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今天,与两爨碑第一次“亲密接触”的人,都不大搞得清“爨”字读什么音,又是什么意思。翻字典可知,爨有三个意思:第一是烧火做饭;第二是灶;第三是姓氏。前两者都跟用火有关,我们不去深究,这里要说说第三个意思的由来。

其实,无论是爨宝子还是爨龙颜,都是人名,也就是说,爨在这里是作为姓使用。两汉以来,随着内地人口不断迁入西南地区,汉族移民和土著居民之间交往也日益密切,而“大姓”爨氏的出现,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大姓”是东汉以来在西南边疆所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内地迁到边疆的一些汉人豪强大族占有大量土地财富,他们招募部曲(私人武装),庇护民众。为了巩固统治,他们加强与土著居民的同盟关系,与其首领家族通婚,以便获得支持,逐渐形成所谓“大姓”,而一些土著居民上层在接受汉文化后,也形成“大姓”。可以说,“大姓”是汉族移民与土著居民融合的结果。

魏晋时期,南中(大约相当于今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地区)大姓有霍氏、爨氏、孟氏、雍氏等。经过互相攻伐,只剩下爨氏一枝独秀。两爨碑上的碑文,记载的便是大姓爨氏中爨宝子和爨龙颜的生平事迹。

虽然二者在传世史籍中皆无记载,但碑中对二人的记叙却较为详细,成为了解云南历史,尤其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史料。比如,爨龙颜碑提到其先祖时,将远祖追溯到传说中的少昊、颛顼和祝融,将汉代班彪、班固作为近祖,并明确记载东汉末年,班氏一支受封于爨地,始以爨为姓氏。曹魏之后,子孙迁徙至湖北西部和四川东部,又有一支进入南中地区,爨氏至此在云南落地生根。

虽然爨龙颜碑中对爨氏族源的描述未必全然属实,但当代学者分析指出,爨氏既可能是中原内地汉人迁徙至南中,被土著居民所同化;也有可能是汉化极深的土著民族。以上两种情况谁更符合历史事实虽然尚无定论,但毋庸置疑的是,爨氏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根据碑文记载,爨龙颜早年得选秀才,这表明他自幼所接受的是正统儒家教育;后来他在中央王朝领导下参与平定叛乱,做官后行政爱民如子,实行的是儒家德政,是标准的忠臣良将形象。这反映了即使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战乱频仍之时,边疆依然保持着对于中央王朝的向心力,而且汉文化在边疆也已生根发芽,并对边疆各族百姓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说,两爨碑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在边疆传播的生动反映,也是云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责任编辑  刘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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