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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中华民族团结丰碑

家园

◆文·图  /  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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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昭通市盐津县内的豆沙关(古称石门关),自秦汉时开通五尺道至近代的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沟通滇川之间的险关要隘。每一个去过豆沙关的游客,无不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惊叹,这里石岩壁立千仞,被关河一劈为二,形成一道巨大的石门,石门关因此得名。

除了具有天险要隘、交通枢纽等重要因素之外,石门关的闻名遐迩还与一个人的到来有关。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说起。

唐诏和战 

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九月的一天,一队中原装束的人马正朝着云南方向行进在五尺道上,他们一路说说笑笑,心情甚好。当队伍经过石门关之际,突然停住了前进脚步。只见领队的官员命人取来笔墨,在一旁的崖壁上手书了几行大字,嘱咐手下将字迹刻好,才下令继续前进。

他是谁?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有如此好兴致,要在荒郊野外挥毫泼墨,并不惜花费人力物力刻石留痕?

说起来,此人来历非同一般。他不是普通的行商、墨客,而是唐朝中央政府派往南诏的使者——袁滋。此行,他肩负着代表唐朝中央政府册封南诏王的重责。而这次册封,无论对于唐朝中央政府,还是南诏地方政权来说都具有非凡意义,因为它象征着双方重修旧好。

唐王朝建立后,在云南地区设立都督府,统管云南事务。为了稳定边疆局势,唐朝中央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政策,迅速巩固了对云南的统治。

从唐太宗时期开始,以今大理巍山为中心的南诏地方势力逐渐壮大,曾派遣使者到都城长安朝见唐高宗,表示诚心归顺中央,唐朝中央政府册封当时的南诏首领细奴逻为刺史。

由于南诏忠心耿耿,奉唐朝为正朔,其在地方的统治得到了唐朝中央政府的认可与支持。此后,南诏兼并了洱海地区其他部落,迁都太和城(位于今大理市),成为滇西诸部落之首。随后,唐朝中央政府册封南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客观上结束了南北朝后期以来中央王朝对于滇西地区的失控状态,不但进一步密切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而且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但在唐玄宗主政的天宝年间,奸臣杨国忠把持朝政,“欲求恩幸立边功”。他重用鲜于仲通、张虔陀等人,对南诏采取高压政策,企图削夺南诏爵位,激起了南诏的反抗。杨国忠以平叛为名,两次发重兵进攻南诏,均被击败(史称“天宝战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时变得十分紧张。

大败唐军的南诏王阁罗凤却并不因此沾沾自喜,而是在太和城立下南诏德化碑,阐明自己抗击唐军实在是迫不得已,这为此后南诏重新归附中央埋下了伏笔。

点苍会盟 

二十多年后,南诏王变成了异牟寻,唐朝皇帝也已不是唐玄宗,而祸国殃民的杨国忠早在马嵬坡成了刀下鬼。唐朝中央政府和南诏当年因为战争结下的疙瘩也渐渐解开。

这时,在南诏任清平官(宰相)的汉人郑回一直劝说异牟寻重新归附唐朝中央政府。异牟寻基于形势考虑,开始与唐朝展开接触。无独有偶,在唐朝政府一方,无论是作为中枢宰相的李泌,还是作为地方要员的西川节度使韦皋,都向唐德宗建议修复与南诏的关系,得到唐德宗的认可。

此后,在唐德宗的授意下,韦皋与异牟寻进行了多次联系,异牟寻的使者来到成都,正式表达了希望重新归附中央的意愿。贞元九年(793年),异牟寻又派出三个使团,分三路前往长安朝见唐德宗,以表达归附中央的决心和诚意。唐德宗亲自接见使臣并赏赐厚礼,下令韦皋主持与南诏的会盟事宜。

于是,韦皋派遣节度巡官崔佐时率领唐朝使团前往南诏都城羊苴咩城(位于今大理市)举行会盟。次年正月初五,异牟寻与崔佐时登上点苍山上的神祠,立下“誓为汉臣”“永无离贰”的誓词,为唐朝中央政府和南诏的关系缓和迎来了曙光。

册封南诏 

点苍会盟之后,异牟寻派遣一批高级官员前往长安进献南诏地图、方物土贡,并请求朝廷册封,恢复当年封赐皮逻阁的“云南王”名号,明确南诏对唐朝中央政府的臣属关系。

为巩固点苍会盟成果,唐德宗决定派出一支高级别使团出使南诏,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但从首都长安到西南边疆千里迢迢、山险水恶,满朝权贵均将此行视为畏途,不愿意承担这份差使。正当文武百官面面相觑之际,位阶不高的工部员外郎袁滋主动请缨,唐德宗当即擢升他为礼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派他持节前往南诏。

袁滋一行跨越万水千山进入云南,当抵达石门关时,就发生了文章开头我们所说的那一幕。袁滋本人是唐朝著名书法家,擅长篆书。他当年在石门关写下的题记,后来被刊刻在了石崖上。一千多年来,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虽历经风雨剥蚀,却没有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今天更是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专门为它修建了“唐碑亭”,妥善保护。

袁滋题记摩崖石刻高约60厘米,宽约25厘米,整体呈长方形,全文8行共122字,除“袁滋题”三字为篆书外,其余均为楷书。文中不但开列了使团成员名单,而且专门提到“奉恩命,赴云南节册蒙异牟寻为南诏”,点明了使团此行的任务。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今天已成为记录和研究唐代民族关系史的珍贵实物之一。

当袁滋一行进入云南境内后,受到了南诏最高规格的迎接。据史料记载,异牟寻曾派清平官尹辅酋前往滇东迎接。袁滋等人每抵达一座城市,都受到了守城官员和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当使团抵达羊苴咩城时,异牟寻还亲率众官员和护卫军队出城五里迎接,队伍多达千余人,场面十分壮观。

第二天,羊苴咩城内举行了盛大的册封仪式,袁滋当众宣读了敕书、册文,并将中央政府所准备的金印和历日颁授给了异牟寻,圆满完成了册封任务。在随后举行的宴会上,异牟寻对袁滋表示,“皇帝重新赐给我爵位,我们子子孙孙将永为唐臣,为大唐守卫西南边疆”。在天宝战争过去40多年后,唐朝中央政府再次正式确立了对南诏的统治关系。

此后,南诏每年都会派遣使团前往长安朝见天子,并定期派出大批子弟前往成都学习内地先进文化和农业、科技、医药等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的沟通交流和情感融合,对唐朝稳固西南边疆、开发云南,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辱使命的袁滋回到长安后屡获封赏,最后官至宰相,位极人臣。他曾一度主政西南,先后出任过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对建设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他亲手撰写的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千百年来一直默默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群马队,既见证着内地与边疆的不断融合,也见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进程中所涌现出的一座伟大精神丰碑,光彩熠熠,永耀后世。

(责任编辑  刘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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