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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疆经济发展史的缩影——读《大理经济发展史稿》

原著

◆文  /  中央财经大学  奚溪青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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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边疆各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特点和地方经济特点。认真研究不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探索其发展规律,开展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对于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以及乡村振兴、兴边富民,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引领边疆人民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原因,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史资料相对匮乏,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比较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探索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史、总结其发展规律,专家学者做了艰苦努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众多成果中,中央民族大学杨聪教授的《大理经济发展史稿》尤为引人注目,正如著名民族学家马曜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全书‘古’与‘今’并重,实事求是,不高谈阔论,不空洞说教,通过叙述事实来说明作者的观点,文字简练、流畅,朴实无华。”该书共10章32节,约30万字,由云南民族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2018年入选云南省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精品工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再版。作为一部研究西南边疆经济发展历史的专著,有其独特的视野和价值。

一是书稿视野宽阔,立足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大背景中梳理了大理地区经济发展轨迹。作者在阐述大理从远古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数千年经济发展史时,没有把视野局限于苍山洱海区域,而是始终把大理放在中华民族发展大格局中加以探讨,揭示了“祖国好,边疆才好;中华民族大发展,边疆才能大发展”的历史经验。

大理位于祖国西南边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边陲重地。考古发掘表明,大理是西南地区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东汉时期,大理的水稻栽培技术已经接近中原地区水平。唐宋时期,大理作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五百余年,这里的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明末清初,大理地区的矿冶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理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工商业。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后,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大理地区经济进入全面高速发展阶段。历史证明,大理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祖国内地密不可分。唐贞元年间,为了尽快恢复和加强西南边疆与中央朝廷的联系,南诏异牟寻于贞元九年(793年)派出三批使臣前往成都呈书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一出安南,一出黔州,一出戎州,三批使臣先后抵达成都。次年,唐王朝派御使中丞袁滋为持节册南诏使等,使西南边疆和中原关系得到了空前加强,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袁滋还将此行使命刻石于今昭通市盐津县豆沙关之山崖上,至今还保存完好。

二是强调积极主动学习中原先进文化是大理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学习中原先进文化,包括从内地引进人才(如成都人、南诏德化碑作者郑回)、派人到内地学习(南诏贵族子弟到成都求学)、购买图书(宋大理国到内地购买图书)、学习技术(如建筑),促进了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白族是西南少数民族中较早接受中原文化的民族之一。远在秦汉时期,白族先民便与内地有密切联系。“蜀身毒道”开通后,地处古道要冲的大理成为内地商贾的必经之地,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铁制用具和其他手工业产品,也带来内地先进的文化,促进了大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据《嘉靖大理府志》记载,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大理地区就开始“建学立师”。《新纂云南通志》记载:“张叔,叶榆人,天资颖出,过目成诵。俗不知书,叔每疾之,思变其俗。元狩间,闻司马相如至若水(今四川西昌附近)造梁,距叶榆二百里,遂负笈往,从之受经,归教乡人。”又有叶榆人盛览,亦就学于司马相如,著《赋心》4卷。叶榆就是今天的大理。张叔、盛览也因此成为大理地区最早建学传授汉文化的教育家。唐朝南诏时,大理地区十分重视学习和引进先进文化和技术,并以“立孔子庙”来大力倡导儒学。不少内地文人学士流往大理,他们对汉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如原 “雟州西泸县令”郑回,以家馆的形式传授儒家经典,受到大理人民的尊重。韦皋还在四川成都专门为南诏贵族子弟创办了一所学校,“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孟之诗书”,如此“五十年不绝前来,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从成都学成回来的数以千计的学子,使汉文化在大理地区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宋代大理地方政权于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派使臣“高泰远入宋求经书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元明时,大理地区的文化教育基本与内地处于同等水平。内地先进文化和技术源源传入,不但使大理成为闻名遐迩的文献名邦,也使大理地区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到清光绪年间,大理地区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下关、大理成为滇西商业中心。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仅大理喜洲就形成了业务遍及内地及南亚、东南亚的“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由此可见,大理经济发展与积极主动吸收中原先进文化息息相关。有中原先进文化作支撑,大理才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农业、发达的畜牧业、高超的手工业、精美绝伦的建筑业。

三是强调各民族互相包容、和睦共处是大理经济发展的前提。历史上,大理各民族相互学习、和睦共处、共同发展,汉、白、彝、傈僳、纳西、回等各民族同胞之间没有出现过“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非此即彼”的极端局面,遇到什么事,大家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商量,不会有三言两语不合就挥戈相向的场面。大理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学有很多各民族同宗同源、患难与共的传说故事。正因为各民族和睦相处、社会稳定,当地的社会财富没有遭到太多的人为破坏而一代代积累下来,为当地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今天的大理洱源郑家庄,汉、白、藏、彝、傣、纳西、傈僳7个民族亲如一家,是闻名全国的“幸福之村、美丽之村、团结之村、民主之村、法治之村”;剑川桑岭村白、回、汉3个兄弟民族,千百年来情同手足,共同进步发展,被世人广为称颂。

(责任编辑  方绍荣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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