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周保中
◆ 文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周伟
提到我的父亲周保中，大家非常熟悉的是，他在东北抗日，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14年的浴血奋战，直到1945年配合苏军，反攻东北，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其实他还是早期的革命者，是护法、北伐战争中的一员勇士，他在革命处于低潮，中国共产党最危难之时，加入了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
我的父亲诞生于美丽的大理湾桥村的一个白族农家，原名奚李元，弟兄四人，他排行第二，其他三兄弟分别是奚李茂、奚李盛、奚李兆。家里主要靠祖父母劳动维持生活，祖父春、秋农忙时间做农活，闲时走村串寨修补鞋子挣钱，祖母在家操持家务。家中只有祖上留下的一坊茅草房，因为人口多，生活比较清苦，但一家人勤劳、节俭、和睦，日子过得还顺利。父亲少年时天资聪明，性格坚强勇敢，敢作敢为，平常最喜欢听老人讲《水浒》梁山108将之类的故事，也喜欢模仿学习，所以得到祖父母的疼爱。大理是文献名邦，人们都重视教育，家家父母都奉行“砸锅卖铁都要供孩子上学”的理念。父亲6岁那年，家里虽然贫苦，祖父母仍然把他送到村里的私塾读书。教他的是一位姓杨的老先生，教授的内容主要是《三字经》《大学》《中庸》等。父亲不仅能朗朗背诵这些书，而且毛笔字也写得好，杨老先生非常器重他。
1911年父亲9岁那年，家里的生活好了起来，在大理古城开起了一家“富源马店”，父亲也转到大理古城读小学。1913年，父亲考入大理高等小学堂，进入了新的学习环境。1915年，父亲高小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第二中学（今大理一中）。在新学堂，他各科成绩名列前茅。1916年，由于地方匪患，家里遭抢劫，无法供他上学，他读到初二就辍学回家务农。1917年2月，他离开亲人和养育他的家乡，随同堂叔奚济霖的马帮走了10天，从大理来到了昆明。在吃尽苦头，走投无路之下，15岁的父亲因身材高，就虚报17岁进了唐继尧、蔡锷的滇军教导营当了学兵。他当学兵结业后，编入到靖国军五军，1918年前后征战在川、黔、鄂的护法战争中。
1920年，父亲在唐继尧部任上尉连长、副营长等职。1922年4月，当时唐继尧任省长，选拔人才进行培养，父亲因年轻有为，同时也得益于本部长官赵成梁团长的推荐，进入了同盟会会员李根源先生执印的云南讲武堂17期第三队主修工兵科目。在讲武堂学习期间，他各科成绩优秀，任班长。父亲原来想从军出头，报效国家，但后来看到军阀混战，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孙文主义）对他影响很大，同时俄国十月革命也激励了他，从此，他在灵魂深处有了革命思想的萌芽。
1924年秋，经过两年的艰苦学习，父亲以工兵科总成绩第二名从讲武堂毕业，得到学校总办李根源的表彰。他分配回原部队，到靖国军第十团任连长。1925年1月，父亲回家乡与白族姑娘金啊喜结婚。
在靖国军第十团任连长期间，父亲因为对军阀混战局面不满而脱离滇军，随马帮去游历、考察东南亚各国的国情、民情，并计划从那里去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游历缅甸、印度、锡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过程中，通过考察，父亲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有了更多的认识，认识到“中国应从帝国主义压迫侵略下解放出来”“中国应该建立不是资本家、地主压迫工农大众的阶级制度”。1925年3月14日，他在科伦坡得知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的消息，心情十分悲痛，决定立即取道回国，他要到广州去，要参加消灭北洋军阀的部队。4月，他经香港到了广州，加入驻粤滇军赵成梁部。8月，驻粤滇军杨希闵联合桂军刘震寰阴谋叛乱，企图推翻孙中山建立的革命政府，父亲趁机离开滇军，北上在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教导团当参谋。后调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邓宝珊部，先后任工兵营连长、营长职务，参加了讨伐奉、直、鲁军阀的战争。然而，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在奉、直、鲁军的联合攻击下失败了，父亲又从北方回到了广州，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当时同乡杨杰在该军担任总参议，父亲经他推荐在第十七师五十二团任上尉参谋。
父亲北方之行，目睹了黄河下游老百姓所受到的困苦和不幸，他苦苦思考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这时他又见到了同在五十二团的白族同乡赵济， 赵济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和我父亲是大理初中时的同学。经赵济的引见，父亲又认识了剑川白族老乡张伯简。张伯简是云南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留学法国，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毕业，时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军委书记。父亲在与张伯简的接触中，经常和他谈论、分析当前局势，在真正忠实执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者只有中国共产党人这一观点上，父亲与他有一致的认识。张伯简还进一步把我父亲介绍给六军的共产党党代表林伯渠（林祖涵）。经过他们的指引，父亲逐步认清了革命的道路。
▲杨国才 摄
就在这时，父亲奉令将筹集在广州的军用物资用船运到曲江，准备北伐之用。由于他动用了总司令蒋介石封锁的船只，蒋介石下令要军法处查办。经林伯渠积极相救，将他化名为奚绍黄，秘密调到十九师五十六团任连长，避免了一场灾难。从此，父亲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也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主张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后来他在致赵光荣信中写道：“我于十五年（即1926年）春，在西北国民军失败后重回广东，此时已深刻了解中国的环境是需要革命的。外受帝国主义者的种种压迫，内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摧残，中国人民不但丧失了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连生命也快难保了。这时不急起直追，努力革命，尚待何时？有了这种认识后，便坚定地向革命的道路走去。”这是父亲转战南北，接触中国共产党后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为他日后选择跟着共产党走打下了思想基础。
1926年7月，父亲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八师五十六团任参谋长，随军参加了由广东出师的北伐战争，先后转战于湖南、湖北等省。8月，北伐军在打败吴佩孚军阀的主力后，把主要攻击转向东南的孙传芳部，江西成为北伐军的主战场。六军和二军、三军协同作战，成为江西战场上的主力军。9月，六军由鄂南进入江西境内作战，他调任该军五十六团第二营营长，指挥和参加了多次激烈的战斗。10月中旬，六军第二次组织攻打南昌失败，军长程潜的指挥部被敌军包围。他沉着机智地指挥第二营阻击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保护程潜安全突围。在这次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身负重伤。11月上旬，六军第三次组织攻打南昌，他伤势未愈，再次指挥五十六团二营从正面攻打南昌，再立大功。当时，六军十七、十九两师担负攻打乐化，从中间突破，切断南浔路的攻城任务，十八师负责从正面攻打南昌的艰巨任务。11月3日拂晓，攻城战斗打响，敌军拼死全力阻击，双方进行了激战，六军进展成效不大。4日拂晓，六军再次发起总攻，敌军增援部队拼命猛烈反扑，六军伤亡很大，十八师五十六团团长阵亡，军心动摇。在关键时刻，程潜任命我父亲为五十六团代理团长。他临危受命，立即进行战地总动员，亲临现场指挥作战，全体官兵士气大振，一鼓作气攻破了敌人的防线，攻占了南昌的外围乐化、桃花岭等阵地，敌军狼狈四处溃逃。8日，北伐军胜利占领南昌，他在这次攻城战斗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为在三次攻打南昌孙传芳守军的战斗中屡建奇功，父亲先后被晋升为少校副团长、代理团长。在攻克牛行车站时，他腿部受伤。进入南昌后，他亲眼看见了工人、农民、学生拥护和支援北伐军队的动人情景，深为感动，庆幸自己走对了路。1927年3月，父亲随六军攻打南京时，因屡建战功，升任中共党员为骨干的五十六团团长。
父亲领导五十六团攻打牛头山之前，林伯渠向他分析时提到，攻击守军褚玉璞时，他会把白俄罗斯雇佣兵投入战斗。于是父亲组织了一批狙击手，专门对付他们。经过三天三夜的苦战，褚玉璞的守军终于被打垮，父亲领导的五十六团在烽火硝烟中，占领了牛头山阵地。
战斗刚刚结束，还没有清理战果，六军军部又下达一个任务，派一精干团营干部及一支部队，由牛头山向西绕过去，奇袭雨花台的敌人守军。乘敌人不备偷袭，五十六团终于占领了雨花台，父亲也由于率部英勇占领雨花台的战斗，而扬名国民革命军。这次战斗中，牺牲了62名将士，当林伯渠告诉我父亲这里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父亲愕然了，他摘下了军帽，向林伯渠说：“林代表，我请求加入共产党。”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胜利占领南京。这一场战斗刚结束，另一场更残酷的斗争又开始了。帝国主义为支持中国的反革命力量，威胁北伐军，将军舰停泊在长江上，并用大炮轰击南京。蒋介石暗中勾结美英帝国主义势力，准备消灭异己，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民众。桂系军阀势力也蠢蠢欲动。他们公开反共，明目张胆地镇压和屠杀民众。
当时的革命势力——中国共产党由于还在幼年时期，加上党内的错误思想指导，还没有粉碎这股反革命势力的足够准备。蒋介石秘密命令何应钦，调动他的第一军对第六军进行了突然袭击。
蒋介石控制的宣传机构把种种罪名横加在六军头上，甚至把停泊在长江的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南京的事情，也说成是由于六军的挑衅引起的。更使父亲感到愤怒的是，蒋介石还下令通辑六军党代表林伯渠。当时，北伐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夺取的南京城，转眼间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的大本营。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共产党人，仅上海一地就有300多工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真是血腥的镇压啊！蒋介石指示对付共产党的秘令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这样残酷地对待共产党和工农代表？这一桩桩血案和眼前六军被解除武装的事实，使父亲渐渐地明白，蒋介石又一次把中国劳苦大众投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腥风血雨中，在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中国共产党最危难时期，父亲在林伯渠等引导下，决然抛弃高官厚禄，走上革命道路，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7月，由第六军中的政治指导员郭德昭介绍，父亲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同人民大众的利益，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周保中撰写的东北抗日游击日记原件照片
父亲入党后，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继续潜伏在第六军，做军运工作。他觉得身心充满了力量，有信心战胜面临的一切困难。
1928年1月，26岁的父亲已经提升为十八师少将副师长兼五十二团团长，率领两个团驻防湖南醴陵，兼任湘东警备司令。是年2月，他受中共中央代表和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组织驻防湖南长沙的六军十八师起义。后由于叛徒出卖，起义未成，他统率的部队被程潜调回长沙改编，他本人被解职，调回军部任少将军事参议。同年4月，中共湖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他的共产党员和做军运工作的身份被暴露，蒋介石下令通缉我父亲。经杨杰同乡和程潜军长相救，他连夜离开长沙，赴上海找到周恩来，开始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从事兵运工作和上海特科的地下工作。
1928年5月，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经组织同意，由五弟奚李兆陪同，父亲把妻子、幼子接到上海，后来暂时住在南京。11月，为了加强党的高层干部的培养，中共中央决定派父亲到苏联学习。出国时，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为他准备了一张名字为“周保中”的护照，从此父亲由“奚李元”改名为“周保中”，这个革命的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出国前，他将妻儿、五弟送上新华轮，绕道香港经越南回云南。12月，父亲到达莫斯科，根据组织安排先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后转入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入学几个月后，他从1928年12月某日的旧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妻儿、五弟乘坐的新华轮在香港海面不幸遇到飓风袭击而失事沉海。这令他悲痛欲绝，他深知自从参加革命离家，很少照顾家人，家庭的负担都由妻子承担。但为了中国大多数人的解放，他参加革命斗争无怨无悔。他强忍悲痛，把悲伤留在心底，擦干眼泪，潜心学习,开始了人生中新的战斗征程。
可见，我的父亲在青少年时，为了生活、为探索为什么穷人受压迫，就远离亲人和家乡，当了学兵。在这期间，他受当时进步社会思潮的影响，思想开始变化，觉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必须反对这个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社会，才能人人平等、自由。他又通过到海外和国内考察，经历了护法战争、北伐战争的洗礼，亲眼见到共产党人不只是嘴上说说，号召别人冲锋陷阵，而是一个个实干不怕牺牲的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组织，让他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已经诞生了。由此。在大革命受挫白色恐怖的1927年，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当时父亲尚在莫斯科学习。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主动请缨，要求回国抗战。回国后，中共中央派他到满洲省委担任第一任军委书记。从此，他走上了14年漫长的抗日道路，直到1945年8月配合苏联红军反攻东北，取得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此后他又参加了4年东北解放战争、解放大西南和建设大西南，他为人民做了应有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授予父亲三枚一级勋章时，他感慨地说：“我这一生是非常幸运的。能参加中国四次大革命，在参加组织后没有离开过党组织一天。为了国家解放，很多战友牺牲了，而我有幸见到了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天。”
父辈们终生都践行着忠于信念、勇于担当、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父亲生前曾教导我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设祖国；要维护党的荣誉，努力为党的事业工作，为人民服务。我们现在已退休了，在有生之年，我们要继续把父辈留下来的史料整理好，捐献给国家。要排除困难，继续出版有关史料，把先烈们艰苦卓绝的斗争史传承下去。让后人不要忘记过去，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以此告慰先烈！
（责任编辑 方绍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