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

铭记与弘扬——原生态舞台艺术《圭山舞踊》记述(上)

家园
文 / 黄建明

20世纪40年代中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昆明,以毕恒光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团队,彝、汉、苗等各族儿女参与,共同打造的原生态舞台艺术《圭山夷族音乐舞踊》(以下简称《圭山舞踊》),在昆明上演,引起昆明轰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段历史,值得我们铭记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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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

历史的回声  

《圭山舞踊》向昆明大舞台挥手告别快80年了,但人们对她一直心心念念,对其关注就像巴江河的流水,从来没断过;学者们对她的研究就像圭山顶上的清风,从来没停过,这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史上实属罕见。

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怀念,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两点尤为重要。

一是血腥白色恐怖下的昆明,《圭山舞踊》蕴含的红色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人们对《圭山舞踊》的牵念,具有怀念前辈革命荣光及其红色文化的情结。

二是在白色恐怖背景下,一群山乡青年,带着火把一样炽烈的民间音乐舞蹈,激情在昆明大舞台燃烧,让整个昆明沸腾,让人们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力量。怀念这台晚会,表达的是对老一辈人重视中华传统文化,整理民族民间文化,并为社会服务这种热爱中华文化的精神的崇敬,体现的是后人对原生态舞台艺术出发点的兴趣。

民主斗士闻一多这样评论这台晚会: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个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时代评论》第三号)。

费孝通的评语是:感觉着在重压之下不肯屈服的生气,我们艰苦的人民,一点也没有怀疑生活(《让艺术成长在人民里》)。

楚图南以“高寒”笔名这样评道:看了圭山区夷胞的乐歌和舞踊,我以为那是劳动民族的健壮的乐歌和舞踊,而不说它是健全而优美的乐歌和舞踊。因为那纯然是朴素的、自然的,且几乎是处于原始的乐歌和舞踊(《劳动民族的健壮的乐歌和舞踊》)。

当代学者李光荣这样评述:一台原汁原味的彝族音乐歌舞在昆明演出,开创了民族原生态歌舞演出的历史……这台演出体现出文学与艺术的同辉共映(《艺文同辉:民族原生态歌舞首演考述》)。

《圭山舞踊》的萌发与盛开  

20世纪40年代,昆明进步知识分子掀起一股走进民间,服务社会的热潮。1945年暑假,侯澄、王松声等西南联大学生在昆明中山中学彝族学生毕恒光的陪同下,20余人的服务队赴离昆明百余公里的路南圭山作社会服务,住在巍峨的圭山脚下海邑教堂。

服务团看到圭山儿女在生活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却快乐面对人生;在生活极端贫困的条件下,却创作出美轮美奂的民族音乐舞蹈,无不被这种生活态度与精神感动。于是,萌发了把圭山儿女的音乐舞蹈搬到昆明大舞台演出,让更多观众共享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设想。

回到昆明后,这一设想得到了文化界知名人士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赞同,得到了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的大力支持。

毕恒光、王松声等登门向闻一多、费孝通请教,两位教授作了充分肯定。闻一多建议:“把准备工作做得尽可能充分一些,要把演出尽量搞好。”

有了意向和共识,毕恒光向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作了汇报,党组织对这台晚会的编排作了具体指示。

1946年春,王松声、梁伦、毕恒光一行前往圭山挑选演员和组织节目,组建“圭山区夷族音乐舞踊团”,由毕恒光任团长。

舞踊团成员来自不同地方的边远山区,当时交通、信息条件落后,报到地点为上蒲草村毕恒光家,先到的编导和演员们一面等陆续赶到的演员,一面排节目,这样在上蒲草村排练了两三天。

毕恒光岳父在东海子开了一个大四合院马店,足能容纳该团40来人的吃住。演员们到齐后,团队从上蒲草移师到东海子,节目排练期间吃住在东海子赵氏马店,排练地在附近的平地或晒场,整个排练大约持续了两周。

《圭山舞踊》排练大功告成,1946年5月17日,由毕恒光团长率领,全体演职人员经宜良狗街乘火车抵昆,住宿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今龙翔街军区第三招待所)。为使《圭山舞踊》内容更加完善,动作更加熟练,节目更加精彩,到昆明后,白天在住地排练,晚上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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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恒光

典型的原生态舞台艺术  

何谓原生态音乐舞蹈?笔者认为必须满足两项指标:一是原生态的节目内容,二是原生态的表演者,两者缺一不可。如今,人们追捧原生态文化艺术之风席卷神州大地。殊不知,早在一个甲子前,在路南(今石林)圭山、在昆明,先辈们已在原生态文化发掘与整理的道路上,率先迈出了第一步。

一、原生态的表演者

原生态舞者年复一年,以自娱自乐的方式用原生态舞蹈陪伴生活,因而能精准把握原生态舞蹈风格。

《圭山舞踊》组织者睿智地选择原生态演员,演员对所表演节目动作轻车熟路,排练时不必教基本动作,只须稍拉队形,作适当的舞台调度,节目即可速成,且表演具有激情与野性之美。正因为如此,《圭山舞踊》在较短时间内排练出了一台轰动昆明的精彩晚会。

《圭山舞踊》演员团队共31人,清一色来自节目采集地的小色多、岩子脚、糯黑、上蒲草、东海子等村落。笔者儿时就知道上蒲草村参加《圭山舞踊》到昆明演出的人员为两男两女共4人,分别是黄河清(笔者之父),高志中(笔者之姑父),高毕氏(毕恒光之妹),赵高氏(女、毕恒光家邻居)。

这个团队还产生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随团工作人员赵国辅(东海子人,新中国成立后在东门小学任教)与本团女演员王兰珍(糯黑村人)相爱,结为伉俪,他们的爱情故事谱写了一曲美丽动人的红色恋歌。

二、原生态的节目

这台晚会由多少个节目组成,由于统计方法不同,现说法不一,从笔者收集到的资料来看,节目不足20个,其中,彝族撒尼支系6个节目:跳狮舞、跳鼓、跳叉、细乐、霸王鞭、公房;彝族阿细支系2个:阿细跳月、阿细先基;彝族小白彝支系6个:三穿花、枪舞、门蹄、架子乐、猴子掰包谷、鸽子渡食;苗族1个:芦苼舞。

此外,还有上述民族的服饰表演。根据档案资料显示,这台晚会表演每场需两小时。细加推算,其中可能包括联大学生与有关剧社串演的节目。

这台晚会虽为原生态节目,但并非将民间作品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而是对节目作了生活到舞台的艺术转化,作了相应的整理和提炼,而且整理者多为我国顶尖专家。如音乐编曲赵沨(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舞蹈编导梁伦(晚年为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会长、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会长),王松声为舞台指导,徐树元为舞台监督,聂运华为朗诵或报幕。

昆明演出盛况  

一台晚会让昆明轰动,一组原生态舞蹈让省会沸腾,这样的壮举在昆明,史无前例。

舞踊团到昆明下榻,作短暂的休整后,于5月19日在西南联大草坪举行盛大而具有仪式感的招待演出,观众多达3000余名,包括文化艺术界、新闻界、西南联大师生等。

昆明的进步报刊纷纷报道这台晚会的演出消息,介绍圭山彝胞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及其生活状况。特别介绍了《圭山舞踊》的内容与形式,节目的精彩与艺术水准及审美价值。瞬间,这一消息成了昆明大街小巷、饭后茶余津津乐道的话题。

演出前隆重的文艺评论也催生了这台晚会的轰动效应,特别是文艺界重量级人物闻一多、费孝通等对这台晚会的高度评价,提高了《圭山舞踊》的知名度,提升了其社会影响力。

《圭山舞踊》在西南联大演出期为5月19日至23日,共持续了5天。在西南联大的演出结束前,昆明文化界举行盛大的联欢会,此间,参加联欢会的部分单位和社团也纷纷表演节目,如昆华女中合唱团《天鹅之歌》、云大剧社《放下枪》、新中国剧社《朱大嫂送鸡蛋》、中华小学表演了舞蹈《今天是我们的新天地》。

正式公演或商演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今址为原省对外贸易厅宿舍)礼堂,新中国剧社和联大同学也出节目友情演出。

正式商演,昆明为之轰动,入场券销售一空,预订一单接一单,当时的票源,可用“一票难求”来形容。《圭山舞踊》出现前所未有的火爆,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惧,只公演了两天,国民党省党部以“圭山彝族人演出受共产党利用”为借口,下令禁演这台深受民众欢迎的节目。

鉴此,毕恒光、赵佩兰、王松声与前来阻止演出的省党部人员据理力争。昆明市民给予强力声援。许多观众买了票,看不到演出,愤恨地说:“这哪里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这是什么世界?”

被迫停演期间,昆明的一些报刊与舆论也对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卑鄙伎俩、粗暴行为给予揭露、强烈抨击。

演出活动受阻,毕恒光等又一次找到闻一多先生出主意,闻一多建议请国民党进步将领张冲(彝族)出面解决。

毕恒光在侯澄、王松声的陪同下,找到了张冲。张冲听完三位同学的汇报,也十分生气,随即带三位同学到省党部与当事人严肃交涉,在张冲的过问与协调下,28日《圭山舞踊》恢复上演。

28日节目复演,观众更为踊跃,票源更为紧张,演出更为火爆,媒体对这台晚会的追踪报道更具热点效应。续演了7天,演出场次达25场之多,平均每天演4场,一周内、一天、一台节目、在一个剧场上演如此高密度的场次,在云南演出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本来《圭山舞踊》在省党部礼堂演出档期预定为5月31日结束。应各界人士和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从6月1日起继续加演至6月3日结束。

短短半个月,这群血液里跳跃着艺术才华的青年,与昆明各界人士建立了深厚感情。6月3日晚,在昆明的演出结束后,在西南联大草坪举行的告别联欢会上,参会人员竞相表演,表达不舍分别的心情,直至深夜十二点,人们仍兴犹未尽。会议主席不得不宣布联欢会结束并致辞:“让彝族同胞将我们的友情带到老圭山去,带给全体彝族人民。我们要为共同争取民主自由的生活而斗争,这次演出虽然暂时结束了,但我们的戏还没有演完,千百万人争取民主的活剧才刚刚开始。让我们从此握着手,紧紧地握着手,在光明的道路上,迎接我们的共同幸福!”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黄建明,男,彝族,1954年2月出生于云南石林,退休前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民委民族古籍专家库专家。)

(责任编辑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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