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尺道：见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化石
“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此诗出自唐代韩愈的《寄崔二十六立之》。“朱提”是云南昭通的古称，也是五尺道经过地。诗中所说的“银”指产自昭通的“朱提银”。为何产自西南的“朱提银”会出现在中原地区？这都得益于五尺道的开通。五尺道自开通以来，加强了西南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加速民族融合。如今，五尺道仍然盘踞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可谓是见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化石。
五尺道的修建与拓展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听了司马错和中尉田真黄的建议灭蜀国，在此地设蜀郡，《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郡守。”到秦孝文王时任命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采用积薪烧岩的办法使崖石在高温的作用下膨胀，再浇上冷水使其收缩，以此达到崖石迅速开裂的效果。李冰通过此办法修筑了僰道，《华阳国志·蜀志》载：“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色。”秦始皇灭六国后，为了继续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派常頞修建五尺道。《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因宽五尺故称五尺道。常頞在僰道的基础上继续向南延伸，《史记·正义》引《扩地志》：“五尺道在朗州”，唐代朗州在今云南曲靖。西汉时期，武帝在五尺道的基础上对西南地区的道路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修建。秦末中原各地起义不断，秦亡后又经楚汉之争，到汉初，中原王朝已无暇顾及西南，到西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国力得到恢复，武帝恢复对西南的经营，并对西南地区的道路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唐蒙在五尺道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与延伸，《水经注》载：“南入斩之，凿山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其凿崖之迹犹存。”因唐蒙的扩建与延伸也被称为“唐蒙道”。后经学者们的考证，五尺道的大致走向为四川宜宾，经高县、珙县、筠连，入云南的盐津，过大关、彝良到昭通，再到贵州的赫章、威宁，最后过云南的宣威到曲靖，全长1000多公里。五尺道作为一条官方修建的道路，对加强西南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汉武帝时期除了对五尺道进行拓宽与延伸外，又打通了自成都至邛都（今四川西昌）的“灵关道”。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归来，说在大夏看到了蜀布与邛竹杖，于是汉武帝有了从身毒国通往西域的想法，之后开通“博南山道”。《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苍水，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这些道路成为了“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五尺道是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政治联系的纽带。从秦修五尺道到西汉武帝在五尺道的基础上对西南地区道路的拓展，在这一过程中西南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逐渐加强并逐步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基础。
西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因西南地理环境多山脉，道路险阻，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较少。秦修五尺道后，秦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到达了今云南曲靖，到汉武帝时对西南边疆地区经略加强，伴随着对西南边疆地区道路的开发与用兵，在西南边疆地区先后设置了犍为郡、牂牁郡、越嶲郡、益州郡。公元前135年，大行王恢奉武帝命击东越，王恢想趁此兵威震慑南越，并遣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蜀地产的枸酱，经过询问才知从夜郎经牂牁江可到南越。唐蒙将此事上书武帝，《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疆，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于是武帝以唐蒙为使招降夜郎，夜郎的酋长们因得到汉朝的钱财，同意了汉朝的招降，汉在此地设犍为郡。犍为郡包括今四川简阳以南、云南昭通和曲靖北、贵州西部部分地区。公元前111年，汉灭南越后，又降服夜郎的其他部落，又设牂牁郡。牂牁郡包括今贵州西与云南东南部。同年又在西夷设越雋郡，包括今四川凉山州与云南西北部。公元前109年，滇王举国降，设益州郡，益州郡在今云南境内。至此西南边疆大部分地区已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中。
唐时五尺道又称“石门道”，仍然是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的交通线。时至今日，在盐津县五尺道的石门关上保留了一块名为袁滋题记摩崖石刻的唐代石碑。公元750年，唐与南诏爆发了天宝战争，唐与南诏交流中断。到异牟寻继南诏位，与吐蕃联军20万攻四川，遭到唐军的阻击，大败之后异牟寻重新寻求归附唐王朝。公元794年，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与南诏王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南诏与唐重归于好。袁滋题记摩崖石刻是唐使臣袁滋一行过五尺道石门关时所留，五尺道承载了南诏与唐之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促进中华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五尺道自开通以来就不断地推动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
经济交流上，西南边疆地区丰富的银、铜等自然资源运往中原地区，中原地区铁器、冶铁技术、灌溉技术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也被带到西南边疆地区，推动了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朱提（今昭通），在五尺道的必经之路上，自古就生产银、铜，汉武帝时纳入犍为郡治理，到蜀汉时被设为朱提郡。因五尺道的开通，其纯度高、质量好的朱提银被大量运往中原当作铸币的原料，《汉书·食货志》载:“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值千。是为银货二品。”慢慢地朱提也成了白银的代称。此外，朱提地区的铜器也不断地运往中原地区，被称为“朱提铜器”或者“堂狼铜器”。铁器的使用标志着生产力的进步，秦汉以前西南边疆地区不曾使用铁器农具，西汉时铁器农具逐渐从蜀地传入西南边疆地区。同样，灌溉、牛耕等农业技术也逐渐传入西南边疆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先有梓潼文齐，初为属国。穿龙池，灌稻田，为民兴利。”文齐于新莽时期任益州太守，在朱提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极大地推进了西南边疆地区农业的发展。经考古发掘，在今云南、贵州等地，相继出土了陶制的水田模型，从模型来看，这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已经具备水田灌溉技术。上世纪70年代，在昭通地区出土了东汉时期有关牛耕的画像砖文物，也表明牛耕技术在西南边疆地区被广泛使用。
文化交流上，五尺道开通为地区间的人口迁移提供了条件，中原地区的大量汉族开始迁移到西南边疆地区，在迁移的过程中儒家文化也传入了西南边疆地区，对各民族的文化交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关于移民，史书中多有记载，《史记·平准书》载：“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华阳国志·南中志》又载：“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其先人恶。”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从中原迁移到西南边疆地区的汉族逐渐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融合，出现“南中大姓”，在蜀汉时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迁移的移民中包括开发西南边疆时所留下来的军民，因治理需要所迁来的官吏及家属，自发迁移和官方迁移的民众。在这些移民中，不乏接受过良好儒家文化教育的人，伴随着他们的迁入，儒家文化开始影响西南边疆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士人，为宁州冠冕。”1901年在云南昭通出土的东汉孟孝琚碑是这时期儒家文化在西南边疆地区传播的最好证明，碑文记载孟孝琚从小就开始学习儒家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因各民族之间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而得以延续和璀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五尺道开通以来在加强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五尺道开通两千多年来，也见证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伟大历史。
（责任编辑 王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