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爆发前 党在云南的民族工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谱写了一段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全民族抗战史。回顾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党在云南的民族工作，对于激励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勿忘国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云南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共同聚居的地区，这一兼具历史与现实双重性的地区特点，决定了革命年代里，党在云南地区进行革命斗争、开展革命工作时不能忽视民族问题、民族工作。正如瑞金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为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论及民族政策时所指出的：苏维埃政权的彻底胜利可以使民族的自由联合代替民族压迫，因此“赞助中国苏维埃政权取得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同样是各个少数民族的责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12月版，211页。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本书，故只标注页码）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没有将少数民族视为被革命洪流裹挟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为革命服务的对象和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铸革命：

全民族抗战全面爆发前双向互动格局的浮现

1926年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成立后，在调查和认识云南省情的基础上，十分注意云南的民族工作。1927年12月15日，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便制定了第一个少数民族工作的政治纲领《少数民族问题大纲》，指出：“应该注意少数民族斗争的领导，少数民族在农运中是一支有力的军队。”“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工农兵代表会议之下平等自由结合，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平等地位；要改进少数民族的经济地位，发展赞助少数民族文化之独立。”在具体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注意宣传、发动和组织少数民族群众，多次向中共中央汇报相关情况，中共中央对云南的民族工作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和指导。

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云南地方党组织在国民党的“清党”活动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直到全民族抗战初期才逐渐恢复，然而，党在云南地区的民族工作却并没有因此而陷入停滞，反而是借助隐蔽战线在昆明以外的地区为民族工作开辟了更为广阔的下沉空间。全民族抗战期间，党在云南的民族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是因为扎实的民族工作和少数民族同胞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认同、对党的事业的积极支持参与。可以说在土地革命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当中，党在云南开展革命斗争与云南各民族主动参与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之间构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在早期的革命岁月中已然有所显现。中共中央1929年9月28日发给云南临委的指示信中不仅提到“少数民族中的工作是云南党的重要的工作之一”，还对临委如何开展民族工作做出了具体的安排，1930年3月20日的指示信中更是称“云南少数民族运动比全国各省都重要”（第110、117页）。云南的早期党组织积极开展民族工作，在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相继拟出了《关于云南小民族问题的一个简略报告》《少数民族问题大纲》等文件。中共云南党组织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王德三还在彝族共产党员毕光兴的引导下亲自到路南（今石林）圭山一带的彝族聚居村寨进行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朗朗上口的《夷经》，以此来引导、动员各民族团结起来，通过反对“官场田主”的革命斗争以实现“世道从此得太平，夷汉从此扯得平”的美好愿景。《夷经》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文山地区苗族村寨洒戛竜小塘子的寨民陶正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记得《夷经》的内容。另一方面，建党伊始云南少数民族同胞就参与到党的革命活动中来，如白族人张伯简、施滉，彝族人王有德等。张伯简曾担任过党中央出版部的书记，其撰写的《社会进化简史》一书是中共早期宣传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著作。直到1943年12月20日，毛泽东同志还写信嘱咐其秘书胡乔木将《社会进化简史》一书收集来给他看，这无疑是云南少数民族同胞在党的革命征程上发挥着自己独特作用的历史缩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95页）

视为一途：

在“土地革命”中解决云南少数民族问题

在全民族抗战以前，党在云南开展民族工作时更加强调其斗争性及阶级性，这与党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是息息相关的。当时中共中央已经逐渐认识到民族问题的解决与中国革命如何走向胜利的问题具有统一性。在给云南省委的指示信中，中共中央批驳了认为中国革命不胜利少数民族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的观念，认为“这一观念必然使我们忽视少数民族工作之严重意义”因而“是必须纠正的”（第110页）。这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已然将民族问题看成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亦即土地革命的一部分；而民族问题应当在革命中得到基本解决，而非是革命胜利后才需要开展的工作。

中共云南党组织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和中共中央是一致的，在其成立之初所拟写的《关于云南小民族问题的一个简略报告》中就提到世居于云南境内的所谓“小民族”的问题“主要的是一个农民问题”。在如何引导少数民族同胞走到正确的革命道路的问题上，该报告强调要用阶级的战线来反对“民族的狭隘的战线”。1931年3月31日，曾担任过云南省临委委员的刘林元，在其提交给全国总工会的报告中再次提到“云南民族问题，主要是一个农民问题，也就是一个土地问题”。曾在迤南地区工作的中共党员吴少默在其1932年2月间所写的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报告中也认为“最重要的我们要在经济的立场上来了解云南的少数民族”。

所谓的“经济立场”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则表现为开展以夺取土地为目标的武装暴动。这种暴动在云南民族地区的实践是中共的动员与少数民族同胞主动参与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也形成了土地革命和抗战初期党在云南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重心。根据刘林元的口述回忆，1927年底到1928年初王德三曾在蒙自小东山召开农民协会的代表会议，会上就有苗族和彝族的代表主动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夺取土地以及建立农村苏维埃的问题。1928年秋，中共迤南区委曾派党员张乃猷用胡光、周光两个化名在文山苗族村寨洒戛竜小塘子一带开展工作。张乃猷利用老师身份深入当地苗族群众中开展工作并成功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在此基础上他动员了20余名当地苗族骨干青年组成了以苗族共产党员周小友为队长的武装力量，张乃猷还说服了小塘子附近羊街子一带的汉族开明地主胡开国为这支武装力量提供了武器支援，用以反对当地以甘寅东、李增辉为首的“地霸武装”。张乃猷动员成立的苗族武装就其力量而言，是非常弱小的。但是作为中共云南党组织领导下的第一支农民武装，其成立的过程可以反映当时党在云南开展民族工作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工作能够在心理层面上塑造少数民族同胞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与认同。吴少默在其关于云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中提到“我们曾经进到这区域数次，得着的回答是你们的主张（土地革命）很好，可惜你们没有力量”。吴观察到了力量的弱小造成了中共在云南民族地区“不能深入进去领导”的局面，这是基于抗战初期中共在云南地区的组织工作遭到全面破坏、革命斗争遭遇重大挫折现实的一种反思，但是同样需要注意到党组织的工作使少数民族同胞有了“你们的主张很好”这样的认识。1927年就入党的王启瑞在抗战初期曾担任昭通中学校长，彼时他与党组织早已失去了联系，然而他仍坚持以昭通中学为“根据地”开展革命活动，他招揽了中共党员李子坚和进步人士吕儒林到校任教，李、吕二人借助教师的身份在各民族学生中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和抗日意愿，这无疑会在这些青年学生的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后来曾担任昭通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回族人李长猛就是李子坚抗战初期执教过的班级里的学生。又比如1932年夏，中共地下党员刘壁华经由泸西籍党员张致中的介绍到泸西县立初级中学任教，同年7月泸西籍地下党员赵国徽也回到泸西并在新民中心小学担任校长。张、刘、赵三人在泸西传播马列主义，同时还组织进步师生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他们的工作在泸西境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泸西的活动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来自泸西县吾乃白村的彝族人何现龙在全民族抗战期间从延安抗大回到泸西后，能较为顺利地在当地为党组织组建抗日武装力量，与党前一时期在此地开辟的较为良好的斗争环境不无关系。

双向影响：

“赤色空气”形成与党的民族政策走向成熟

全民族抗战前在云南开展过民族工作的不仅有党在云南的地方组织和其被破坏后分散到外县地区的地下党员，抗战初期在滇黔桂边区活动的红军游击队也在云南边区开展过民族工作，比如红二十一师在广西百色起义后就曾派人进入到富宁县少数民族聚居的“七村九弄”地区，并成功动员了该地区壮、苗、瑶、彝等各族群众组建了一支有2000多人参加的游击队。广南县黑支果区牛滚塘一带的苗族人王开洪为了团结其所在地区的贫苦农民开展抗税斗争，曾主动派人到富宁县联系红军游击队。1935年初汉族党员黄树功、壮族党员何斋先后进入了牛滚塘地区，并在同年5月协助王开洪和六羊地区松树垱的苗族头领王咪章组建了有多个民族同胞参与的共300余人的“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牛滚塘独立大队”。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时在民族地区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也在各族同胞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38年沿中甸、丽江一带爆发的有上千名各族同胞参与的“黄军起义”，起义军就宣称自己与红军“同宗”。

1934年党在云南的地方组织早已被全面破坏，然而就在这一年8月，有汉、彝、傈僳、回等多个民族共居的盐丰县城（今大姚县石羊镇）却出现了党的革命宣传壁报，该壁报以甲乙两人对话的形式表达了“共产党是万民的救星吗？我也愿意加入的”以及“我们需要携手加入共产党，还要向一般同胞大力宣传”的愿望。所谓在昆明以外地区存在的“赤色空气”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并“蔓延”着，长征时期，红军经过云南民族地区时所做的工作更使这层“空气”日益“浓郁”。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云南民族地区塑造了“赤色空气”，其本身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也由于其在云南地区的民族工作得到了发展，这是因为云南的民族情况使党可以在实践层面上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而非只局限于明显受到苏联影响的自身抽象的民族理论。从土地革命走向全民族共同抗战，党在革命的实践中日益走向成熟。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具体到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的革命历程而言，如果说从全民族抗战走到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地区和各民族一道成功奏响了一曲曲动人的革命交响曲的话，那么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的民族工作无疑为党的乐队招揽到了来自各民族的优秀乐手与为数众多的听众。党的革命交响曲是在云南各族群众的身边和他们一道奏响的，因此不难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音符在党的革命乐谱上闪闪跳动。

（责任编辑  王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