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海结盟：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光辉典范
彝海结盟纪念碑，这座矗立于四川省西昌市中心的标志性雕塑，是为了纪念“彝海结盟”50周年，于1986年1月1日正式落成。整座纪念碑以红砂石为主体材质，造型庄重而威严。碑身高达9.2米，宽7米，厚3.5米，这座坚固的石碑，见证了一段不朽的历史。它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严格执行民族政策的伟大历程，传扬着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结盟的动人传说。
彝海结盟
1935年5月，红军成功渡过金沙江后，为了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5月20日到达会理。经过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红军决定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前面有两个选择：一是走大路翻过小相岭经由越西再前往大渡河，这条路较为宽阔；另一选择是走崎岖难行的小路，即从泸沽地区的北面到达冕宁县城，要经过拖乌彝族聚居区。由于封建统治者和国民党军阀对彝族地区推行了长期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彝汉之间有着很深的隔阂。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出了重要决定，即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从安顺场前往大渡河。他委派刘伯承和聂荣臻作为先遣部队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领导一支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前往彝族聚居区探路，为红军顺利北上开路。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先遣部队宣传中国共产党追求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感化彝族群众，进而和平通过彝族聚居区。
红军为了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在派遣先遣部队之前，毛泽东特别嘱托刘伯承和聂荣臻，强调先遣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探路而非作战。他要求部队以友好的态度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严明全军纪律，以赢得彝族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为了让战士们能深入理解和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中央红军领导层对全体战士都进行了系统的民族政策培训。每到一处，红军都会张贴《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以“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等简明易懂的语言向当地民众传达党坚持民族平等、反对军阀统治、追求自由的理念。
红军的先遣部队在到达冕宁县城后，成功解放了国民党为控制彝族人民而设立的牢狱——夷卡，帮助彝族人民摆脱了国民党的压迫。在攻下冕宁县城后，红军始终贯彻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纪律，不入民宅、露宿街头。当红军经过额瓦垭口彝族果基家支聚居区时，他们受到了当地彝族武装的攻击。尽管红军后面跟进的工兵连被彝族武装夺取了枪械和衣服，先头部队也受到了攻击，但红军没有抵抗，而是宣布原地待命并进行喊话宣传，希望与当地彝族群众建立友好关系，并向受国民党特务影响的彝族罗洪家支反复说明党的民族政策。派遣懂彝语的向导向当地人民解释红军打天下是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并承诺不会攻击当地的彝族群众。在长时间的喊话后，家住彝海边的果基家支首领果基小叶丹收到消息，听懂了红军的政策。他派擅长谈判的沙马尔各去联系红军，自己随即带人下山会见红军。小叶丹在与刘伯承司令员见面并了解红军的主张后，保证红军从彝区过去将由他们作保，双方达成共识。
在红军抵达凉山之际，蒋介石调集重兵围追堵截红军的北上之路。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军委依靠正确的民族政策和严明的纪律，成功地取得了彝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得以顺利穿过彝族聚居区，出其不意地夺取了泸定铁索桥，保障了中央红军安全渡过大渡河。在红军与小叶丹的会面中，刘伯承和小叶丹按照彝族习俗共饮鸡血酒并结拜为兄弟。刘伯承赠送给小叶丹一面写有“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的队旗，并嘱咐他要坚持斗争。
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对小叶丹展开了追责。小叶丹所属的果基家支因此被迫向国民党上交了120头羊和1200两白银。面对这样的压力，小叶丹并未屈服，他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为了保护“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避免其被国民党发现和破坏，小叶丹费尽心思为它寻找了多处隐藏地点。他甚至将队旗藏在自己的衣物内层，随身携带，以确保其安全。这面队旗是民族情谊的见证，也象征着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必将取得胜利、各民族必将获得解放的坚定信念。
1941年，小叶丹预感到自己可能会被捕，将那面珍贵的队旗交到了妻子和弟弟的手中，并郑重嘱咐他们要妥善保管，等待红军的归来。1942年，国民党通过挑拨和收买其他武装设伏击杀了小叶丹，小叶丹在大桥场英勇牺牲。1950年，西昌获得解放。当时的政委梁文英在接到解放西昌的任务时，也收到了刘伯承的特别嘱托，希望能找到小叶丹。但遗憾的是，小叶丹没能亲眼见证这一历史的转折。不过，在同一年，小叶丹的妻子及亲属将那面象征着民族团结的“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亲手交给驻扎在冕宁的解放军部队。这面旗帜最终作为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的象征，被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供后人瞻仰。
“彝海结盟”是探索和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实践
“彝海结盟”和红军穿越彝族聚居区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过程中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实践。这一经历不仅彰显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智慧和有效性，更为后来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将少数民族的解放紧密地与中国革命的进程相联结。在长征即将进入凉山彝族聚居区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预见到，红军的此次行动将有可能吸引那些尚未参与中国革命洪流的千百万少数民族同胞投身其中。当红军真正进入彝族聚居区，与“西康和四川的彝民”进行深入接触与交流后，中国共产党从中获得了宝贵的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开展工作的实践经验，这一经验不仅丰富了党的民族工作策略，同时也向共产国际展示了中国在解放“弱小民族”方面的积极实践。在成功穿越凉山并确定“北上”这一重大战略方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也日益凸显，被中国共产党明确纳入其革命战略考量之中。可以说，长征时期与凉山彝族的这次历史性交汇，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认知，推动了社会现实和观念的重大转变。在长征期间与凉山彝族的深入交往，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追求各民族融聚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大解放。
“彝海结盟”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凉山彝族之间的深厚互信，而且在构筑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族平等”的核心理念，将包括凉山彝族在内的各民族视为中华民族，从唯物史观和阶级史观的角度出发，深表对他们处境的同情与理解。这种超越彝汉对立、追求共同发展的宽广视野，为赢得凉山彝族的信任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在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复杂背景下，凉山彝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曾持有疑虑，但通过“彝海结盟”，双方增进了理解，建立了互信，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大发展贡献力量。通过“彝海结盟”这一历史事件，以小叶丹为代表的彝族首领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在此期间，许多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彝族群众也转变了立场，甚至主动选择加入红军，共同踏上长征的征程。十余年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政权建设工作，仍然受益于“彝海结盟”和长征经历所建立起的深厚情感纽带。另一方面，“彝海结盟”不仅促使刘伯承和小叶丹结为兄弟，使红军与彝族果基家支形成紧密的盟友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彝汉关系的新模式。在彝族的古老传说中，有着汉、藏、彝三兄弟共同起源于同一父母的“弟兄祖先故事”，这深刻反映了西南主要民族之间长久以来的和谐共处与互动交流。可以说，“彝海结盟”不仅传承和发展了彝汉“弟兄民族”关系的历史叙事，而且为后来建立“民族团结”的新型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彝海结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典范
“彝海结盟”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在四川大凉山地区与彝族同胞进行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团结合作。
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反动统治者对彝族人民的起义进行了多次残酷的镇压与迫害。他们采用关押人质的手段，囚禁彝族各大家族的首领，以此来遏制彝族人民的抵抗。更为甚者，他们切断了彝族与汉族之间的正常交流，进一步加剧了民族间的矛盾与对立。当红军即将进入彝族聚居区域时，反动统治者还利用谣言和诽谤来制造彝族人民对红军的恐惧。然而，红军的到来以及中国共产党所实施的民族政策，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党的民族政策的优越性和军队严明的纪律，逐渐消除了彝族群众的疑虑和恐惧，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党的温暖与关怀。刘伯承与小叶丹的结拜，更是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平等理念从党章和决议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生动体现。这一举动不仅加深了彝汉两族人民之间的情感联系，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团结事业上的坚定决心和实际行动。
“彝海结盟”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和生动写照，是做好民族工作、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光辉典范，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实践价值。
（责任编辑 刘瑜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