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西见闻纪》：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记录

《维西见闻纪》是记载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县情的著述，文学性与纪实性兼具，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浓郁，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突出，为补订正史，研究清代西南民族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更是清代维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记录。

《维西见闻纪》的作者余庆远，字璟度，湖北安陆人，贡生出身。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因其兄余庆长由通海知县调任维西通判，余庆远随同到任所，经过一年左右的考察访问，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写成《维西见闻纪》一卷。

通过查阅史料，发现清代谢圣纶《滇黔志略》、吴大勋《滇南闻见录》、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王师我《炉藏述异记》等书中关于维西天气、风物等有简单提及。但缺乏全面记录。正史中记录维西的独余庆远《维西见闻纪》一本。

《维西见闻纪》现存世的版本有《艺海珠尘》本、《车所至》本、《昭代丛书》本、《古今游记从钞》本、《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云南备征志》本。1994年，维西县志编纂委员会为长久地保存和积累地方史志资料，搜集了各种版本，并以《艺海珠尘》本作为底本，参照其他各本进行校勘，对原文进行了抄录编印，并按现代文书格式进行编排，对于篇幅较长的文字，根据内容适当划分段落，加以简要的解释说明，于1994年完成该书的编印。

《维西见闻纪》首次将维西、德钦两县的社会历史和自然地貌、气候特征、民族特点、宗教历史、物产、器物等方面作了详细的描述。文章线条清晰，描写生动传神，取材新颖，文笔流畅。故在成书后，多种著名的丛书、专辑竞相将它收录于其中，史乘文献著录书目亦有列名。从成书至今，成段引录此书文字的著述、志乘等，则更不胜枚举。此书已历250多年，广被后学们研究、称道，本文拟从其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方面作些探讨评述。

一、《维西见闻纪》独特的文学价值

（一）生动传神的描写，人景合一的叙述，凸显了作者高超深厚的文学功力

1.描写生动传神。《维西见闻纪》修辞手法丰富，对民族特征及服饰描写详尽，如对“白芒山”及“梭石坡”等段落描写，生动传神，让人如临其境，读之跃然。一些词句运用典故或取自诗词，于整饬之中流露出美感。

如：“白芒山，在城北一千三百里，高四十里，由阿墩子逾此山，至吉咱厂。九月积雪，六月始消，七八月之间，旋风如水，寒气彻骨。人升高气喘，口鼻之间，迎风不能呼吸，辄僵不甦，士人谓之寒瘴。一至山顶，黄云四起，五步之内不复见人，高声言笑，即有拳大之雹密下不止，人亦多毙焉”……此段描写了德钦白芒雪山的气候特点，及因地理气候原因所造成的雪崩现象，描写生动传神，读之让人恍若置身于山中而感惊惧。

“梭石坡，在城西北四百里，自城至阿墩子所必由者。其山石骨而沙肤，浮疎颓溃，长三里，厚不可测，下逼浪沧江。风及雨，则沙卸石崩，石如硙，如悦、如阈、如杵、如辘轳、如碾、如瓜、如刳木、如盘根，相缘、相击、相激、相旋转而下，声如淅沥、如琢，如伐木，如版筑、如群鸟飞、中垣倾。江干乔木，触之立折。人至此，必视风雨静而后踏沙徐行。或行里许风作，砂下石击，无不毙之江中……”

此段用比喻、排比的句式逼真地再现了当时维西县城顺澜沧江至阿墩子路段惊心动魄的泥石流场景，几个排比句的运用，使风雨夹杂着沙石、泥土倾泻而下的壮景一一跃然纸上，化平淡为生动，化抽象为具体，从中可窥出其描叙功夫已臻极致。

2.语言富有诗意。一些段落采用诗意比喻或典故，带有诗人般的浪漫气质，故文章往往于整饬之中流露出美趣，如“天倾西北，气肃而寒，春风不到，曰雁门关。吐番一区，偏异寒暄。不纪楼阑，乃为谈天，纪气候”。“天倾西北”一句见《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春风不到，曰雁门关”来自唐代诗人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雁门、玉门指边关，此地比喻维西通往西藏之门户。“环维皆山，山大无名。浪沧、金沙，其势建瓴。引藤扪葛，险莫之胜。飞渡蓬莱，或可以形。无撬之迹，遗《九邱》之经。匪曰人力，扶舆之灵。”“九邱”来自孔安国《尚书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遗《九邱》之经”，比喻维西山川道路之险阻。引用大量的古典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深化了对自然界的审美，表现出作者对典故熟读于心，信手拈来的古文功底。

（二）细致入微的观察，客观详实的记录，体现了作者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

《维西见闻纪》以优美、简洁、清晰、流畅的文笔，细致入微的观察，严肃认真的态度记载作者亲自见闻，突出体现了地域特征的差异性、人文特征的独特性和文学特征的写实性。

1.突出了地域特征的差异性。作者言明“滇地共有者，不足纪”，而所记述的都是滇省不常有的，故在一开头便说：“中土所有之物，维西多有之。同此天地，而同为人类，草木鸟兽，服食器用，同于中土，理所应然也。金沙、浪沧产金，其岸之山产银及铜，此亦滇地所常有，不足纪。今于草木、禽兽、器用之类，或为滇不常有，或为他省所无而并非滇地共有者，纪之，以见天地异而人异，人异而物亦异之，有如此也。物器之名，多纪以华语，其或有夷语之名，字不繁而又为华人所沿称者，则对音纪之，而义不必其尽合。亦惟知其有物之为异而已矣。”因地理、环境各异，所以物产、器物也不同，因此作者在物器方面，记述了具有维西地域特点的青稞、雪茶、藏桃等物种。详细解析了不同器物的用途和地理环境影响下的特征，目的是为了“以见天地异而人异，人异而物亦异”。这些描写都极大地突出了维西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

2.突出了人文特征的独特性。由于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地域辽阔，自然社会经济环境多样，民族众多，文化内涵深厚，就服饰文化及民族习性来说，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别，而维西与滇省各地也存在差异。因此作者将文章重点放在民族特征、民族服饰的描写上：

么些（纳西族）：火头见头人土官，则拜而侍坐。火头，又头人之所属也。宾主为礼，俯首，以手抚胸。久不见及节序，则交拜。……父母在，子有往，旬日必告必面，出返必拜。俎高一尺，铺毡踞坐，贫则以蓆、以草茵。延客，肴不过三，酒一盂，馂余，客携去。

古宗（藏族）：交易皆与妇人议，妇人辨物，高下不爽，持数珠会计极捷。……习勤苦，善治生，甚灵慧。耕耘之暇，则行货为商，所制鋈银、铁器精工，虽华人亦不能为。……歌曲词虽难解，而抑扬淫液，节奏可听。琵琶、三弦、胡琴之类，俱备七均，特形制不同中土尔。

栗粟（傈僳族）：喜居悬岩绝顶，垦而种，地瘠则去之，迁徙不常。刈获则多酿为酒，昼夜酖酣，数日尽之，粒食罄，遂执劲弩药矢猎，登危峰石壁，疾走如狡兔，妇从之亦然。获禽兽，或烹或炙，对坐共食。

巴苴（普米族）：男挽总髻，耳带铜环，自建设以来，亦多剃头辫发者，衣服同于么些，妇人辫发为细缕。

这些描写将维西各少数民族的特点清楚、形象、逼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3.突出了文学特征的写实性。《维西见闻纪》是将纪实与文学手法相结合，以人文地理为切入点，真实记录所见所闻的一本独特的游记散文，它上承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但行文只作记叙描写不作抒情。又深受徐霞客影响，文笔生动，记载精详，将纪实型与文学型相结合，使游记具备了科学考察的功能，同时又具有艺术性，将科学性与艺术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古今游记之最。传承了徐霞客“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的写作手法，行文趋于成熟，标志着清代游记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二、《维西见闻纪》重要的史料价值

迪庆正式划归云南管辖是在雍正年间完成的，雍正五年四月戊申，“移云南鹤庆府通判驻维西”（《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五十六，第7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2页）。同年，清政府命云南、四川两省派员会勘疆界，以红岩石（在今德钦县佛山区资弄乡读买）为分界点址。凡金沙江外中甸，江内其宗、喇普、阿墩子（德钦）等地倶归滇辖，巴塘、里塘直至查木多（今昌都）俱归四川，固定了云南西北的疆界，巴塘土照壁以下划归云南中甸，由此确定了归滇后的滇川行政辖区（西绕云贞：《天下一统的重要决策——迪庆归滇研究》，载《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同时在中甸、维西设立了厅治来管理，清代的维西厅地域广大，包括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维西县、德钦县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贡山县。道光《云南通志》卷十《地理志二之二·疆域下》记载维西厅“东西距一千一百五十里，南北距三百三十五里”，可见东西相当之广，均由土职统领。

在明代以前，很少有外地官员或知识分子进入维西地区，据乾隆《丽江府志略》下卷《艺文·序》乾隆八年刻本记载，明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江西学者敖毓元，因故贬谪云南布政司临西县（维西县），但是这时维西属丽江木氏土司管辖，结果，敖毓元被木土司留在丽江。三年后，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被朝廷赦免回内地。到明末时期，徐宏祖（即徐霞客）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到达丽江，受到木氏土司木增的热情接待，曾希望能前往中甸等地，遭到木氏的托言劝阻，终不能成行（徐宏祖《徐霞客游记》，朱惠荣点校，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58页）。可以说，在清代雍正年间迪庆归滇前，汉族官员和知识分子是很难进入维西考察和游历的，更没有相对独立的历史记载。自雍正五年以来，专记维西的相关文献才开始出现，第一部专记维西的文献为《维西节略》，由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时任维西通判的陈权所写，陈权丁未年（即雍正五年）受鄂尔泰派遣作为维西通判进入维西，在上任期间“奉文建城垣，辟衙署，设营舍，置邮传，整整辛苦匠作五载”（陈权修、顾琳纂《重修阿迷州志·序》，乾隆十三年刊印本，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影印）。雍正九年才离开维西，但该书今不存。

清代第二部关于维西社会历史的汉文献则为余庆远的《维西见闻纪》，第三部为《维西厅志》，由光绪年间维西通判叶如桐撰，但其书难觅。因此，清代对维西的社会历史进行过专门记载的文献虽然有三部，但实际上只有余庆远的《维西见闻纪》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可以说余庆远的《维西见闻纪》是研究清代维西最重要的历史资料。

《维西见闻纪》对少数民族服饰及饮食方面着墨颇多，是我们了解清乾隆年间维西服饰文化和饮食文化的窗口。

1.少数民族服饰的变迁。就维西少数民族而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服饰改良很大，部分服饰元素相互融入，有的通过改良，鲜艳华丽，风格多样。也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已经摒弃穿民族服饰的习惯，很多人在节日才穿上搁藏家里的本民族服饰，平时都以简洁的汉装代之。《维西见闻纪》中清代维西少数民族服饰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解各民族服饰原貌的窗口。

2.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就饮食习惯而言，许多民族保留了古老的传统习惯，如麽些（纳西）的一些饮食习俗“谷将熟，取其青者，蒸而舂脱粟，曰扁米”。这种在稻谷熟前舂“扁米”的习俗，在纳西族生产生活中，仍然留存。如藏族的饮食习惯：“垦山地，种青稞、麦、黍，炒为面。畜牛羊取酥，嗜茶，食则箕踞于地。木豆盛面，釜烹浓茶，入酥酪和炒面，指搦而食之，曰‘糌粑’。”这些饮食习惯都是藏族传承了百年甚至千年的饮食习惯。

从《维西见闻纪》中记载的各民族服饰特点和饮食习惯上分析，它们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因滇西北地区气候寒冷，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藏族、纳西族、傈僳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为应付寒冷的气候环境，就形成了与其他滇西南、滇南和滇东南边地不同的服饰文化及饮食文化。

此外，《维西见闻纪》还记载了清代维西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丧葬文化、土司制度等等，既是民族风情的长卷，也是政治时事的实录，更是清代社会最直接、最真实、最具体的记载，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此书写于18世纪封建社会时期，作者免不了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从而在书中表现出一些错误的思想观点，如对少数民族在叙事的字里行间以及某些称谓上，也多少流露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些偏见，以及对少数民族带有歧视性的词语等，我们应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阅读或引用时慎重斟酌。

（责任编辑  方绍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