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绣是彝族服饰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于彝族的盛装来说，可谓是无绣不成衣。近年来，彝绣作为中国特色服饰文化正逐渐走向国际，出现在各大秀场之上。直苴彝绣与其他地区彝绣不同，它是由汉族带入直苴的，同时直苴地区在历史上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途经之地，直苴彝绣的审美便受到两者的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直苴彝族服饰，成为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

明宣德时期青花缠枝花卉纹罐（来源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直苴所在地区大姚，彝族和汉族等各民族在这里团结发展、守望相助。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西行路线（四川成都—邛崃—名山—雅安—荥经—汉源—甘洛—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德昌—米易—会理—攀枝花—云南永仁—大姚—大理）便是经过永仁，而直苴地区也深受其影响。直苴地区的汉族大多是明朝时征戍而来的军户，或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来到此地的商贾。而根据《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记载：“居近城郭，习读《诗》《书》，人皆崇尚礼法，衣冠悉遵时制，犹存中州之遗风焉。”可见汉族在搬迁至大姚地区之后仍旧遵循着原来的礼仪风俗，将刺绣与儒家文化带进了直苴。而这些不仅仅是史书上的记载，也实际存在于当地人的记忆中，当地人都说“彝族很多的刺绣，是汉族教过来的”。
从明代开始世界格局发生变化，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打开了海上贸易之路。有观点认为雅州（今雅安）连通了茶马古道、西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这就意味着此条路的商品种类会更多。明代时期陶瓷中的青花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烧制工艺达到了发展顶峰，纹样风格也较为独特，因此瓷器也成为外贸的主要货品之一。因为外贸的数量庞大，所以当时的瓷器纹样特别是外贸的瓷器会受到中亚等地的审美影响，尤其偏爱使用数学原理进行布局和编排，然后再填以菊、莲、牡丹等中国传统花纹。而直苴服饰纹样展现出的风格与明代洪武时期和永乐时期的瓷器尤其是出口的瓷器纹样风格十分相似。同时直苴服饰上也出现了海贝装饰物，这似乎更贴近南方丝绸之路连通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

上图：明洪武时期釉里红缠枝莲纹盏托
下图：明洪武时期青花折枝牡丹纹花口盘（来源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直苴服饰上的纹样多以植物纹样为主，杜鹃纹、牡丹纹、莲花纹都是直苴妇女常用的植物纹样。相较于本地常见植物杜鹃来说，牡丹、莲花在直苴地区运用的频率更高，尤其是缠枝牡丹纹、缠枝莲花纹。而直苴服饰上的缠枝牡丹和缠枝莲花的风格样式都是汉族的传统纹样，每个时期的缠枝花纹都各有特色。唐朝时期的缠枝花纹更侧重于正面，呈现出花头饱满，叶子舒展的样貌，显得雍容华贵。宋时期，则开始偏爱于能露出花头的侧面形态，叶子不对称地分散在枝蔓两侧，没有刻意要求形态的平衡。枝蔓卷曲，首尾呼应，给人娇柔典雅的感觉。元时期的缠枝花纹大体与宋相似，叶子会更加规整，不似宋的自然舒卷。而到了明代，缠枝花纹又有了新的变化，部分丝织品及瓷器上的缠枝花的花瓣数量精简，用八片、五片甚至三片花瓣塑造花头，叶子的比例也相对缩小。甚至明代晚期时候有的缠枝花纹无叶。而直苴服饰上的缠枝花纹则与明代洪武、永乐、宣德时期的缠枝花纹特点相似。

明宣德时期青花缠枝花卉纹罐上缠枝花纹手绘图

直苴妇女服饰上的缠枝莲纹手绘图

直苴妇女服饰上的缠枝牡丹纹手绘图
服饰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反映了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文化习俗，而每个时期的服饰纹样和形制都会随着当时的文化特点而发生变化。因此服饰更像一本以布为纸，以线为笔的史书，从服饰中能看到历史留下的痕迹。直苴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途经之地，明朝时期汉人的进入带来了儒家文化，对直苴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服饰作为文化的承载，完美地融合了汉族儒家文化、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形成了如今的直苴传统彝族盛装。
原先直苴的彝族大都居住在高山上，气候较为寒冷，他们的传统服饰是黑羊皮褂子，无论男女都穿羊皮褂，直到他们陆续从山上搬下来，与当地各民族一起生活，他们的服饰才逐渐发生了变化。在直苴地区，各民族相处十分融洽，他们彼此理解尊重、互帮互助。刺绣逐步走入了各家各户，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元素。一针一线在指尖飞舞，变成了绚丽多彩、图案别致的服饰，编织了一幅幅民族团结、融荣与共的美好图景。
（责任编辑  王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