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脉相“笙”:葫芦笙里的云南“三交”史话
2026-03-24
作者:
文 / 云南省博物馆 叶之声
来源:
《今日民族》2026年第2期
在云南的崇山峻岭、河谷坝子之间,每当夜幕降临或节庆时分,一种独特而悠扬的乐声便会回荡在寨子之中——或清脆明快,或浑厚低沉,引领着人们围拢踏歌、起舞欢庆。这乐声,来自一种古老的乐器——葫芦笙。

战国—立牛铜葫芦笙(云南省博物馆藏)(邢毅 摄)
葫芦笙既是拉祜族葫芦节上的乐舞主角,也是彝族火塘边打歌狂欢的沸腾热情;既是佤族青苗节祈求五谷丰登的吉祥祝福,也是拉祜族青年“串姑娘”时传递爱意的深情旋律。从澜沧江畔到乌蒙山区,从哈尼梯田到普米族寨头,葫芦笙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云南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情感纽带。
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共鸣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历史脉络与人文积淀?一件看似简单的乐器,何以能够跨越千年的时空界限,在这片红土高原上生生不息?其背后,隐含着一段远比旋律本身更为恢宏壮阔的历史叙事——一部云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史话。
循着葫芦笙的千年遗韵,从考古发现的先秦匏笙,到《新唐书·南诏传》记载的“吹瓢笙”,再到如今各民族共享的民间乐器,“和而不同”的共融之象宛如一条清晰的文化脉络,深刻印证了云南各民族在历史上与中原文化血脉相连,以及各民族之间兼收并蓄、相互依存的融合关系,为了解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个鲜活而有力的注脚。
一、笙韵流布——中原与云南的早期文化交流物证
在今天的视角下,葫芦笙似乎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专属民族乐器,但历史上葫芦笙并非局限于地方性文化的自我孕育,而是指向一条清晰的文化传播路径,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物证。1978年,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1号墓发现了东周彩漆笙,该笙以葫芦为斗,芦竹杆为管,其形制已相当完备,可见笙类乐器在先秦时期的中原地区已经发展成熟并广泛应用于礼乐活动。在云南境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战国—西汉时期的青铜葫芦笙。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铜葫芦笙斗及吹笙乐舞俑,以及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的战国立牛曲管铜葫芦笙,其造型虽各具地方特色(如精美的立牛装饰),但基本结构与发声原理与中原匏笙一脉相承。这些青铜笙斗仿照天然葫芦形态铸造,恰恰反映了当时葫芦笙在这一地区的普遍使用,以及对中原乐器形制的继承与本土化创新。这两地跨越千里的考古证据,共同勾勒出一条从长江中游至云贵高原的文化交流通道。

西汉四人乐舞铜俑线描图—吹笙俑
古代文献记载则从另一个维度补全了这幅历史图景。我国古代制造乐器的材料通常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不同材质,即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的“八音”,其中“匏”就是以葫芦科植物的果实为共鸣腔底座而得名。先秦时期已出现匏制乐器,《论语·阳货》提及“匏瓜”,暗含其文化符号意义。汉代《风俗通·声音》系统记载了匏笙的礼乐功能。唐代樊绰在《蛮书》中清晰记载了南诏地区(今云南地区)的社会风俗:“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壶卢(葫芦)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这一描述不仅证实了唐代葫芦笙在云南民间的流行,更揭示了其作为青年男女交往媒介的社会功能。此外,《新唐书·南诏传》亦载:“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盏劝酒。”记录了葫芦笙在宴饮礼仪中的运用。至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更是详细描述了“葫芦竹”的形制:“攒竹于瓢,吹之呜呜然。”这些跨越不同朝代的文字记录,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表明自战国以来,源于中原的笙类乐器已在云南扎根、流传,并深度融入当地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情感表达之中。
葫芦笙的流转过程绝非简单的文化移植,而是早期各民族交往与技术交流的深刻体现。其传播路径,很可能与古代“五尺道”或后来的“南方丝绸之路”等交通网络密切相关。通过这些通道,不仅是货物在流通,乐器制作技艺、音乐观念与礼仪文化也随之传播、接纳与融合。源自中原的笙,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社交功能,被云南古代居民所接受,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民族葫芦笙形态。
至此,葫芦笙超越了其作为乐器的本身价值,成为一件跨越地域和历史的文化信物,诉说着古代中原与云南之间早已存在的紧密联系和频繁互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又一个微观而确凿的历史注脚。
二、美美与共——葫芦笙在云南的各民族交融与地方化创新
当源自中原的笙类乐器在云岭大地扎根,便开启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再创造历程。各民族基于共同的技术原理,对其进行因地制宜的改造和赋予独特文化意义的应用,最终形成了“器同形异、曲同源异、用相近而意相通”的生动局面,完美诠释了中华民族“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理念。
这种“美美与共”首先体现在“器同形异”上。葫芦笙在云南被彝族、拉祜族、佤族、傈僳族、哈尼族、纳西族、普米族等各民族所共享,各民族也用自己的语言为其命名,如彝语称“布若”“昂”,拉祜语称“若”“若果筚”,佤语称“拜”“拜桂”“恩拜因”“唔变”,纳西语称“妞篾”“贝批又”,傈僳语称“玛纽”“阿普筚”,哈尼语称“拉结”“报扎”。在基本构造之上,各民族进行了诸多创新:管数上,拉祜族、佤族、哈尼族等多为五管,彝族则有五管、六管甚至八管(四川凉山)的区别;形态上,楚雄彝族的低音葫芦笙增加了横置竹筒共鸣器,西盟佤族套接两个葫芦作共鸣器,傈僳族加装小葫芦增音器;尺寸上,既有拉祜族不足15厘米的便携高音笙,也有高达90厘米的低音笙。其次,体现在“曲同源异”上。各民族的曲调均源于生产生活,但又各具特色。彝族、傈僳族均有《迎亲调》《赶街调》等反映生活的曲目,傈僳族传统上更有72大调、100多首小调之多。而纳西族的“葫芦笙打跳”则颇为独特,没有固定的谱曲、旋律和舞步。

澜沧拉祜族葫芦笙(云南省博物馆藏 杨成书 摄)
尽管存在这些丰富的差异,其社会功能却高度一致,围绕节庆、婚恋、祭祀与生产四大核心场景展开,成为凝聚社群、传递情感的重要媒介。唐代《蛮书》所载南诏少年以笙“声韵之中,皆寄情言”的习俗,在今日许多民族中依然可见。青年男女通过特定的笙曲传情达意,葫芦笙成为了缔结姻缘的桥梁。同时,它也是大型集体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社交催化剂”。无论在火把节、拉祜族的扩塔节,还是佤族的新米节,葫芦笙一响,人们便自然围拢,携手起舞,无需言语便达成了文化的认同与情感的共鸣。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性,深刻反映了西南各民族相似的社会发展阶段与情感表达方式,是深层文化交融的体现。
最终,葫芦笙超越了任何一个单一民族的“私有”标签,演变为一个区域性的共享文化符号。在许多各民族融居的地区,一个民族的节庆时常会吸引周边其他民族参与。届时,不同形制、不同曲调的葫芦笙齐聚一堂,各吹各调,却又和谐共奏,共同烘托出欢乐祥和的氛围。这种“美美与共”的场景,正是云南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真实写照。
葫芦笙在云南的旅程,是一场持续数千年的创造性对话。各民族在接纳这一共同文化因子的过程中,既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又通过持续的交流与共享,参与构建了一个更大的、彼此认同的文化共同体。它以其生动的艺术形态证明,云南各民族文化并非彼此隔绝的“孤岛”,而是在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绘就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壮丽图景。
三、薪火相传——葫芦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当代价值
历史的乐章从未停歇,葫芦笙的旋律穿越千年时光,在当代云南奏响了新的时代强音。它早已超越了一件古老乐器的范畴,转化为一种鲜活的文化符号和情感媒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在多彩的节庆舞台上、在其物理形态的隐喻中,持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力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为葫芦笙的存续注入了全新活力,并将其提升为各民族共同守护的文化财富。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不断加强,与葫芦笙相关的多项制作技艺与音乐舞蹈被相继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例如,彝族葫芦笙舞、拉祜族芦笙舞等均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过程具有深远意义:保护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某个单一民族或社区,而是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学界提供智力支持、传承人具体实践、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协同机制。多位杰出的民间艺人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们收徒授艺,将曾经可能秘不外传的技艺通过培训班、进校园等方式向社会公开传授。这种跨越族际的传承与保护,使得葫芦笙从一种“民族民间艺术”升华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瑰宝,其存续与发展成为各民族共同的关切与责任,极大地增强了文化认同。
现代节庆与公共文化空间,则为葫芦笙提供了展示各民族交融景象的广阔舞台。在云南各地的传统节日、旅游文化节乃至全省性的盛大活动中,常能见到一幅幅动人的画面:身着不同民族盛装的演员们同台而立,手中所持的葫芦笙形制各异,或长或短,或五管、六管乃至八管,但当乐声响起,便能瞬间合奏出和谐悦耳的旋律;人们携手成圈,随着统一的节奏踏歌而舞,构成了一幅“美美与共”的生动民族团结画卷。此情此景,正是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呈现。
由此可见,古老的葫芦笙在新时代并未褪色,反而被赋予了凝聚民族情感、促进民族团结的崭新使命。它从历史中走来,以其悠扬的笙歌,持续诉说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也以其生动的实践,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联结历史与未来、个体与家国、各民族之间的那座无形的、却无比坚固的桥梁。
葫芦笙的千年流变,是一部物化的民族关系史。其从中原至云南的传播轨迹,清晰地标记了古代中国核心文化与边疆地区持续不断的交往联系;其在云岭大地上形态、音律与功能的多样化发展,则生动记录了境内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借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在情感上相互亲近的深度交融历程。
这一乐器的历史充分证明,云南各民族文化并非孤立发展,其多样性始终在中华文明广阔的怀抱中孕育生成,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葫芦笙所奏响的,不仅是节庆的欢歌,更是跨越时空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回响。它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缔造、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有机整体。
今天,当葫芦笙的乐声再次回荡在村寨与舞台,它所激发的集体情感与文化认同,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持久的力量。这缕穿越千年的笙音,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必将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永恒乐章。
(责任编辑 王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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