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楚雄的群山深处，永仁县静静躺在滇川交界处，一边牵着元谋，一边望着四川攀枝花。就在这山峦起伏的怀抱里，藏着一个叫“箐头”的小村落。这里山峦如诗，溪流似画。多年前，村里一个瘦小的彝族放牛娃常站在村口的大青树下，望着远方连绵不绝的大山，心里藏着两个念头：一要走出连绵不断的大山，二要让母亲不再因不识字受委屈。

那时，包括他自己在内，没人能想到，这个叫王红彬的放牛娃，会成为红土高原上冲出来的一匹“骏马”。

28岁，他以一本诗集《初恋的红峡谷》斩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跨界银幕，他拿下“北京影协杯”优秀剧本奖、亚洲微电影节金海棠奖、全国优秀儿童电影剧本奖等诸多重磅奖项；他编剧并监制的《大洋芋的春天》，镜头对准云南昭通，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荣获2025年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提名。光鲜的荣誉之后，他又转身教育，作为昆明学院特聘硕士生导师，深耕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领域，培育后辈。

从文学殿堂到光影世界，再到育人讲台，王红彬始终以笔为犁、以镜头为眼、以师为责，传颂着家乡的美，耕耘着脚下的路。一路走来，他的身上沾着泥土，眼里映着星光。

梦起箐头：山坳里生长出的诗意与倔强

1964年4月，王红彬出生在楚雄州永仁县。爷爷是汉族郎中，奶奶是彝族；父亲子承父业长年在矿上行医；母亲目不识丁，却给了他深厚的情感滋养。多元文化交融的家庭背景，让王红彬的童年，既有火塘的暖光，又有时代的回响。

文学，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王红彬心里启蒙的。父亲喜欢炫耀，常让他在客人面前背诵毛主席诗词，客人笑了，便奖一颗糖。“‘青年人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多形象啊！”王红彬现在还记得，随着糖果的甜味在舌尖化开，在那些反复咀嚼的语言节奏和意象中，文学的种子也在心里就此萌芽。7岁入学时，父亲为他取名“王红兵”，可他从小不喜欢舞刀弄枪，偏爱文质彬彬的模样，上中学后便自作主张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箐头的山，像守护神一般，静静地俯瞰着这个小村庄，也见证着王红彬从蹒跚学步到翩翩少年的每一步成长。山野是他的课堂与游乐场：躺在腐叶上望云，在河里摸鱼捉蟹，爬上老蜜枣树摘果，目睹乡村的悲欢离合——西邻大爹的咳嗽、干妈家的火腿香、哑女塞来的南瓜、五保户哼唱的无词歌，这些带着山风温度的人与事，构成他最初的人间印象。

王红彬导演的《方山谣》剧照

真正的山，是母亲用肩扛起来的。父亲在远方的矿上，姐姐在更远的厂里。母亲养猪、养鸡、种树豆，将匮乏的日子烹出多种滋味。为凑学费，母亲在金沙江岸割山茅草，一斤几分钱，一大捆“山一样高”的茅草也不过十来斤重。整个秋冬，母亲起早贪黑，一遍遍往返于山路与江岸，用几十个日夜的汗水，换来他和妹妹的书本。那时，母亲对儿子最好的期盼，只是一句“我儿要是能当个记分员就好了”。

山间的绿和云岭的风回应着母亲的话。17岁，王红彬成为箐头第一个大学生。

青涩岁月：诗歌与青春的交响

1981年9月，王红彬考入云南民族学院（今云南民族大学）中文系。

大学生活给王红彬的世界推开了一扇窗。宿舍里，汉族、彝族、傣族、拉祜族、白族等各民族的同学共居一室，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让他倍感新奇，也激起了他对民族文化的深入探究之心。一次假期，王红彬跑到楚雄直苴彝族村寨住了整整一个月。他学彝语、随村民生活、放牛，咽下带毛焦腥味的“火瓢鸡”，聆听老人唱起古老的“梅葛调”……故乡的山水滋养了他。

赵静庄老师则给他一腔澎湃的情感点拨了出口。这位书香门第出身的老师，要求每人每天写观察日记，这为他打开了观察世界的慧眼。莲花池畔，一株树豆经冬历春的生命历程，让他笔尖的文字愈发鲜活。赵老师待他亲厚，常邀他回家吃饭，与母亲一同成为王红彬精神世界里的暖灯。后来他写散文，笔下流出这样的句子：“树豆还在，斯人已矣……只要看见阳台上的绿意，我就想起了她们。”

1982年，还在上大学的王红彬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小放牛》。写的是一个山村放牛娃的一天，笔调朴实，情感真挚。字里行间能看见那个年代里孩子的茫然，也能读到包产到户初期农民心中渐渐升起的期盼。次年，10月1日，他的诗歌处女作《金色的早晨》发表在《云南日报》副刊头条。编者特别注明作者是“云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81级学生”。诗里，民族地方学子的读书声清朗如溪，在党的光辉照耀下蓬勃生长。这些诗句，不仅是一个青年诗人的文学起步，更是那个昂扬年代里一代人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大学四年是王红彬的创作喷发期，故乡的峡谷、山月、金沙江，都化作乡愁凝成诗行。25岁，他的诗集《初恋的红峡谷》出版，书写故乡人事与游子眷恋，引发广泛共鸣。凭借这部诗集，他斩获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这份荣誉坚定了他用文字书写家乡的信念，随后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诗歌天地扬帆。

光影间的穿行者：用镜头讲好云南故事

诗歌创作如日中天时，王红彬转了个弯。这一切的缘起，始于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的诞生。云南，这个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缩影，渴望在全国电影版图上刻下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为本土文化传播搭建平台。毕业分配时，制片厂需要一个了解民族文化又有写作能力的编辑。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让王红彬心动不已，他放弃了留校的机会，一头闯进了光影世界。

海报

但电影与诗歌，恰如两条迥异的河流。诗歌重抒情意境，电影重叙事逻辑。刚入行的十年，他完全是个“沉默的学徒”，只能多看、多听、多想。他每天连看6部影片，遇到外文片靠现场口译，10天啃下60部，贪婪汲取行业前沿养分；他跟着老前辈踏遍全省采风，用脚丈量山川，积累素材、打磨技巧。1990年，他参与纪录片《高山花卉》的拍摄，摄影机的庞大、胶片的昂贵、镜头的雕琢，让他对电影更生敬畏，也更坚定了用镜头记录家乡的决心。

1999年，王红彬向曾是《五朵金花》编剧的公浦老师学习实战经验，担任《三七情缘》责任编辑，开始小试牛刀。此后，他聚焦云南故事创作，操刀多部反映玉溪历史文化的微电影，展现非遗制陶的《陶韵》，讲述花腰傣传承的《1001块傣锦》，演绎文物传奇的《会吼叫的铜案》……短短5年完成10部作品，让民族文化与地域风情通过银幕走向大众。

随着经验积累，王红彬深入电影制作全流程，编剧、导演、拍摄、审查无不涉及，但他的创作始终紧扣家乡发展与国家战略。多年来，他斩获多项电影大奖，四十年深耕让云南故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为文化传播与民族自信构建添砖加瓦。2025年，他的新作《大洋芋的春天》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用影像呼应时代命题，获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提名。

文学与电影在他身上从未分家，反而相互成就。诗歌创作培养的语言敏感度与情感洞察力，让他的影片始终带着温度与诗意；而电影创作对现实的关注，也让他的文字更具时代分量。他说：“电影比做学术辛苦，但电影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艺术，有人情味，生活也就不那么枯燥。”

讲台上的播种者：为家乡培育文化薪火

六十岁，传统意义上被看作一段路程的终点。对王红彬而言，这却像是另一座山的起点。他做出惊人决定——投身教育事业，成为昆明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方向的硕士生导师，将半生积累倾囊相授，为云南培养文化传播者。

站在大学讲台上，他面临新的挑战与审视。台下是研究生，身边的同事都是博士，唯有他是本科生。他坦然承认“学历最低”，却暗自在心里发誓：不负信任、不误学子。他跳出理论窠臼，带学生深入边疆大地，丈量文化厚度、捕捉生活真谛；如当年赵老师教他般，让学生写观察日记、锤炼文字，明白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鼓励他们关注家乡变迁，将个人创作与家乡发展、民族复兴结合。让莘莘学子成为讲好云南故事、中国故事的新生力量。

“看到学生成长成才是最大的欣慰。”王红彬以行动诠释师者担当，播种文化薪火，让家乡文脉相传，为新时代文化繁荣注入力量。

从箐头放牛娃到骏马奖诗人，从电影人到硕士生导师，王红彬身份屡变，但内核未改——那是对故土的眷恋，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母亲的叹息是最初的号角，故乡的山水是创作的源泉，一次次转身，是他将个人理想融入家乡发展、国家建设的践行。他如同故乡方山上的树，扎根土地，向阳生长。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责任编辑 纳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