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山，古称永昌，素有“入滇第一胜”之美誉，这里有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国际通商孔道蜀身毒道（后称西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的咽喉重要部分——永昌古道，其起于澜沧江上的兰津古渡，以霁虹桥和博南古道相接，从保山往西通往腾冲，横隔着奔流湍急的怒江及巍然高耸的高黎贡山。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见证着中原文明与边地文明的交流融合，也为云南地区的繁荣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古往今来话永昌

永昌古道位于现今云南保山市区，保山古为哀牢国首邑，既是古代军事防御的边塞重镇，又是商贸文化交流的要道。据《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魏书·大秦传)等史书记载及后来的诸多考证，永昌古道最早应开辟于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中期，是当时由我国四川等地的民间商旅经滇西向东南亚、南亚等海外各国进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汇报：“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永昌古道开始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公元前109年，西汉“以兵临滇”，滇王降，汉朝在滇池地区置益州郡，并越澜沧江而设巂唐、不韦二县。这一时期，西汉王朝开始扩建博南古道和永昌道，由此而诞生了云南最早的民歌《哀牢古歌》：“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据《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十二年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内附并归顺汉王朝，从此之后，东汉王朝中央政府设立永昌郡，全郡共下辖八县，纳入中央区划治理，郡名“永昌”寄托着中央“边疆稳固、繁荣昌盛、永世流芳”的美好愿望。由此，“永昌”之称就在滇西保山大地上连续使用千年。永昌郡的建立，对加强中央王朝对西南边地的管控，形成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也为滇西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迈出了重要一步。

至唐宋时期，南诏和大理两个地方政权相继在云南兴起。出于增强国力和加强统治的现实需要，均对永昌古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扩整治，设置永昌节度等行政辖区进行行政管辖。其次传统的对外经济交流也并未停顿，还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永昌仍然是千里古道上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城市，通过永昌古道，云南及中原地区与南亚乃至欧洲的商贸活动十分活跃，且“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这些举措为唐宋时期永昌古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进一步加强云南与中原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和交流提供了便利。

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发展，边疆地区也不断进入到中原王朝的视野。自元明以来，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管理，在云南设置各级府、州、县行政区以及诸多土司辖地。永昌古道地处西南地区的要冲，亦作为中原王朝的边境重镇，属重点管辖地区。同时，永昌也是对抗外族入侵的重要前线，中央政府通过在古道沿线设立驿站、兵站以及军事据点，使其军事设施和防御工事得到了加强。这些措施有效维护了古道的长期安全和畅通，进一步加大了与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经贸文化交流，以保证我国历代中央王朝更好地经略管控滇西边地。

近代以来，永昌古道面临着新的挑战与变革，抗日战争期间，永昌古道成为中国军队运输物资和人员的重要通道。之后遭到日军的封锁，为打破困境，滇西各族人民组成20万人筑路大军，用最原始的工具和血肉之躯筑就了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为守边卫国贡献了滇西力量，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至此，这条前后经历千年，为促进滇西边地开发和中外经贸文化交流立下汗马功劳的历史古道逐渐开始冷清下来，渐渐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陈迹。

二、“永昌古道”：对外开放的经济之路

永昌古道的开凿，对西南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是古代商业往来的重要交通路线，促进了云南与中原内地的物资往来。《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可见，随着永昌成为对外通商城市，经济之发达、地方之富庶。从保山沿着古道北上，可以通达内陆中原地区，这使得云南的特产如翡翠、茶叶、香料等能够通过这条通道运往中原，从而换取银器、绸缎、纺织品等中原内地的商品，对双方的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其次永昌古道的建设和使用推动了沿途地区城镇和集镇的兴起，商人及政府沿途设立了许多重要的驿站、市集和商贸点，这些地方成为了商人休憩、交易和物资转运的关键地点。随着商业活动的频繁，沿途地方经济逐渐繁荣，人口增加，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文化，为这些地区的手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永昌，地接印、缅，早在秦代就通道置吏，并有通商往来。商贸的开通，使得永昌成为中原王朝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和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开放门户，商品可通缅甸、越南、泰国、印度以及中东部分地区，甚至经海路还可以通往罗马等西方国家。《中国通史简编》写道：“永昌郡成为中国西南与天竺（印度）、大秦（罗马）等国通商的大都市，光珠、孔雀、翡翠等珍贵异物，经永昌来到内地。”商人们通过这条古道将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运输至海外各国，与此同时也会从海外带来异国的珍宝、香料和药材等，极大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经济交流，为当地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福祉。

三、“永昌古道”：韵味悠长的文化之路

永昌的历史文化源于中华文化，融合了当地多民族的文化特色，同时也吸纳了东南亚与南亚各国的异域文化，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无穷的魅力。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率77个属国归附东汉王朝，东汉设永昌郡，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至此，中国对西南边疆地区交通大开，中原文化不断输入永昌。中央王朝与西南边陲的文化联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与此同时也将中原地区的先进制度与文化成功传入永昌地区，通过在古道上的文化冲击与交流，将西南地区独特的风俗文化传入中原地区。

不同地区的文化和艺术通过古道相互传播和融合，丰富了各地的文化内涵，留下了众多颇具特色的文明瑰宝。令人叹为观止的摩崖石刻、青翠欲滴的太保山、巍峨宏伟的玉皇阁和武侯祠……位于保山城西南莲花山下的易罗池，曾产生过如玄鸟生商、姜嫄踏神人脚印而生后稷一样的神话故事，还有保山有名的九隆为哀牢国之神的故事，也产生于此。留下了龙陵松山抗战遗址、滇西抗战纪念馆、板桥古镇等历史文物和遗址，养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有志之士，如蜀汉名将吕凯、以科举改变命运的户部侍郎张志淳、爱国华侨梁金山以及新时期共产党员楷模杨善洲等著名人物。异彩纷呈的哀牢文化、中原文化、侨乡文化、民族文化等多元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保山文化，成就了“滇西文献名邦”的美誉。

四、“永昌古道”：多元多彩的融合之路

永昌古道作为贯穿云南南部的重要商业通道，连接了滇西与中原地区，通过这条古道，各族人民不断迁徙和定居，促成了汉族、彝族、藏族等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根据《三国志》记载：“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秦汉时期，吕不韦后世家族被汉武帝迁到云南边陲保山，建立不韦县。蜀汉时，吕氏家族执政永昌，维护了云南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居民‘有闽、濮、鸠、獠、骠、越、裸濮、身毒之民’”。可以看出，永昌作为西南地区对外通商的城市，中原地区以及外国商贾侨民也随之而来。城市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民一起生活，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千百年来，风雨变迁，在永昌古道上进行的商贸往来和各民族间频繁的交流互动使各族人民之间的认识更加深刻，在长期的交往中，不同民族之间相互通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和认同。永昌古道的历史和文化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记忆遗产，在增强西南地区人民的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推动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永昌古道加强了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的联系，有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