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染，古称“夹缬”“扎缬”“绞缬”，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染织工艺，自秦汉时期便广为流传，同时在日本、印度等世界多地也有传承和发展。在我国境内，此技艺多见于滇、川、湘、新等省区。大理扎染，由中原传入西南民族地区，此后逐渐发展成为云南省独具特色的传统手工技艺。大理扎染凭借别具一格的色彩运用、各式各样的图案设计以及精湛细腻的工艺技术，将各民族的文化特色有机融合起来，蓝白交织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文化魅力图景，成为了大理扎染艺术的文化底色。

一、源远流长

刘孝孙所著《二仪实录》中记载：“秦汉间始有，陈梁间贵贱通服之。隋文帝宫中者，多与俗者不同。次有文缬小花，心为衫子。炀帝诏内外官亲侍者许服之。”又载：“汉年间有染缬色法，不知何人所造。”这说明我国民间的扎染技艺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可谓是中华民族传统手工艺的重要代表之一。扎染，是一种独特的染色工艺，该工艺通过运用绳、线等工具，先对织物进行扎结、缝绞、夹绑等处理，然后进行染色，从而形成色彩丰富、图案独特的艺术作品。
早在秦汉时期，扎染就已经开始出现，后历经多个历史时期的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民间手工艺。白居易的诗作《泛太湖书事寄微之》中，有“黄夹缬林寒有叶”之句，而在《赠皇甫郎中》一诗中，则提到了“成都新夹缬”。并且在唐代绘画艺术中，张萱所创作的《捣练图》与《虢国夫人游春图》，以及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等画作中的女性形象均身着染缬服饰。由这些实物与文字的相互印证，我们可以推断出染缬工艺在唐代达到了鼎盛。
《宋史》卷一《舆服志》载：“政和二年，诏后苑造缬帛。盖自元丰初置为行军之号，又为卫士之衣，以辨奸诈，遂禁止民间打造。令开封府申严其禁，客旅不许兴贩缬板。”由此可知，在宋代，民众对夹缬的喜爱始终如一。然而，由于宋代皇室将宫中织锦的侍卫衣物、礼仪用物等改为夹缬，因此多次发布禁令，严禁民间使用夹缬。但由于夹缬巨大的市场和利润空间，不少官吏仍旧暗中经营。在元代话本《碎金》中，详细罗列了当时染缬技艺的各种名目，包括檀缬、蜀缬、锦缬、哲缬、茧儿缬、鹿胎缬、浆水缬、三套缬等共计九种，充分展示了元代染缬技艺的繁荣与盛行。
明清时期，扎染技艺不断由中原地区传播到全国各地，在不断传承创新中被发扬光大，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风格。大理作为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两条历史悠久的传统通商古道交汇的节点，自古以来便与汉文化保持着紧密的交流与交往，受此影响大理地区的风俗文化具有鲜明的交融性特征。就扎染工艺而言，中原及四川等地盛行的夹缬工艺文化，就曾在大理地区留下过深刻的印记，在长期的各民族交往过程中，大理先民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逐步掌握了精湛的扎染技艺，工匠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巧妙的技艺，将织物扎结成各种形状，再通过染色呈现出美丽的图案。这些图案或简约或繁复，或抽象或具象，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情感并使其在本土文化中扎根发芽，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二、民族艺术瑰宝

大理白族自治州，作为扎染技艺尤为深厚且生产规模颇为可观的地区之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此地，聚居着多个民族，他们共同造就了大理的多元文化风貌。在大理，可以看到各民族同胞在扎染工坊中忙碌的身影，或是白族妇女，或是彝族青年，或是汉族匠人，他们共同致力于扎染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各民族同胞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将各自的民族特色融入到扎染作品中，使得每一幅扎染作品都充满了独特的韵味和内涵。大理扎染的魅力，源于其别具一格的色彩运用和精湛的工艺技术。蓝白相间的色彩搭配，如同蓝天白云般和谐自然，寓意着纯洁与宁静，而独特的图案设计，则巧妙地将各民族的文化元素融为一体，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色与底蕴。
在大理民间，扎染又被称为疙瘩染。大理地区的扎染工艺基本上沿袭了中原地区古代夹缬工艺的传统技术，使用植物染料手工扎花，这是扎染工艺的根本。从珍贵的历史画卷《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与《张胜温画卷》中的人物服饰中，可以窥见早在一千多年前大理地区的白族先民就已掌握了精湛的“染采纹秀”技艺。在《新唐书•南蛮传（下）》也有对南诏演员舞台服装“裙襦画鸟兽草木”的记载。《宋代大理国画卷》中，描绘了一幅国王礼佛的盛大场景，其中跟随国王的文臣武将形象栩栩如生。值得注意的是，画卷中有两位武士所戴的布冠套，其样式与当时传统蓝地小团白花扎染技艺所呈现的风格颇为相似。据此，有学者认为这一细节可能是大理扎染技艺在千年前就已应用于服饰制作的直观且珍贵的佐证。
盛唐时期，大理扎染技艺已蔚然成风，成为民间的一种时尚潮流。明清时期，洱海地区的白族染织技艺已发展至相当高的水平，甚至形成了专门的染布行会。明代的洱海卫红布、清代的喜洲布和大理布，均以其独特魅力而名满天下，成为当时极为畅销的产品。时至今日，扎染技艺主要流传于大理州环洱海地区以及巍山县大仓、庙街等地，其中尤以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最具代表性。这里家家户户都设有染缸，从事扎染工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扎染艺术之乡”。
在大理喜洲，掌握扎染技艺的主要为白族同胞，但长期以来也吸引了其他民族的高度关注和共同参与。各民族同胞在一起探讨扎染的技艺技巧、色彩搭配和图案设计。扎染的色彩样式，以蓝白两色为基础，不断发展与创新，色彩运用也日益丰富多样，逐渐发展演变成现今的多样化面貌。通过扎染，不同民族的人们共同学习、交流，分享彼此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理念，共同促进扎染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扎染也推动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的扎染工艺，同样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据史书记载，早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巍山先民为了日常生活及歌舞娱乐需要，就开始拾捡天然果实外壳，并将其制作成黑色染料，结合简单的天然植物染色法与民族图案制作，形成独具一格的扎染艺术。王钦若在《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外臣部•世风第二》中曾记载过西洱河区的松外蛮在唐朝时就已经“染色有绯帛”。并且通过染色的不同来区分身份地位以及民族部落，如《云南省志》卷四《地质矿产志》中曾介绍道，乌蛮（今彝族）“以黑缯为衣”，而白蛮（今白族）“以白缯为衣”等。这种对颜色的偏好至今仍然可以在当地少数民族的服饰中寻得佐证。这种古老的染色技艺，历经千年传承至今，不仅是大理巍山地区彝族文化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扎染作品以其色彩鲜艳、图案独特、寓意深远而深受人们喜爱，成为国内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三、各民族交融互鉴的见证

大理扎染技艺与中原汉族地区存在诸多显著的共性特征。在植物染料的种植与制作方面，均使用自然生长和人工栽培的植物染料。其中，蓼蓝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工栽培植物染料，在云南各民族中得到了广泛种植。大理传统的蓼蓝种植技术与将其制作成染料的方法与《齐民要术》《天工开物》两书中记载的中原汉族制靛方法基本一致。在染色过程中，套染技术的运用以及盐、碱等媒染剂的使用，扎染与其他染色工艺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纹样图案方面，唐朝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鱼子缬”“玛瑙缬”“鹿胎缬”等纹样以及小蝴蝶、小梅花等图案，同样在大理白族与彝族的扎染作品中屡见不鲜。同时，汉族民间广泛流传的传统吉祥图案也成为白族、彝族扎染作品的重要主题，这些纹样的构图与文化寓意亦呈现出高度的趋同性。在信仰层面，汉族民间广泛流传着关于梅、葛染神的传说故事，而周城白族村中的北本主庙，原亦供奉有梅、葛的塑像，与杜朝选本主一同受村民敬仰。这种共同的染神信仰，不仅体现了不同民族在染色技艺与文化传承上的紧密联系与共鸣，也进一步凸显了扎染技艺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桥梁作用。
大理地区的扎染技艺是在各民族的广泛交往与深入交流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就使得这种技艺本身具有多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扎染技艺成为连接不同民族的纽带。通过共同学习、交流扎染技艺，各民族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和尊重，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扎染技艺走出大理，在对外推广的过程中不断与其他地区的文化进行交流，使得这一传统工艺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责任编辑  王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