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本的故事北方的调，三弦的伴奏有味道。悲欢离合巧安排，曲曲折折难预料。吟诗道白又行腔，三腔九板十八调。”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赵丕鼎先生对大本曲的精辟概述。那么，大本曲究竟是什么呢？大本曲，作为大理白族民间说唱艺术的瑰宝，它不仅是一种曲艺，更是一种承载着白族人民智慧与情感的艺术表达。在数百年的传承与发展中，大本曲深深植根于白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不断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独具特色的文化宝藏。

大本曲在形成与发展中的文化交融

关于大本曲的形成时代，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流观点认为，大本曲诞生于明朝。这一观点在杨政业等人主编的《大本曲简志》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杨政业等人认为，戏曲艺术的诞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故事文本的出现，二是从业者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在明朝时期，这两个条件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从而为大本曲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然而，每一项历史事物都并非凭空而生，它们在正式诞生之前，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演进。大本曲也不例外。作为曲艺艺术的一种，从其流传的故事文本来看，大本曲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丰富的文化，并与本土文化实现了有机融合。

西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并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完成了本土化的蜕变，孕育出别具一格的中原佛教文化。据张道宗所著的《记古滇说集》所述，“威成王诚乐立，遣相张建成朝唐……时玄宗在位，厚礼待之，赐以浮屠像而归”。这一记载见证了唐中央政府与南诏的友好往来，也标志着中原佛教文化在南诏的传播。公元8世纪，中原佛教文化随着南诏与唐中央政府的互动，逐渐传入大理地区。

除开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原与大理两地的先民在乐曲与舞蹈艺术等领域也展开了广泛的交流。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以上材料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原文化的广泛传入为萌芽时期的大本曲提供了丰富的文本素材与歌舞艺术框架。这些元素与白族调、绕三灵等白族的传统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不仅丰富了大本曲的艺术表现形式，更为其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宋朝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与边关贸易的繁荣，中原地区的戏曲艺术与理学思想也随之在贸易往来中逐渐深入到大理地区，为当时正在形成中的大本曲提供了丰富的唱法、叙事结构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借鉴。元朝时期，大理地区正式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以元杂剧为代表的成熟曲艺艺术在中原地区广泛流传，随后也被大理地区的白族人民所接受，为大本曲的最终形成注入了新的活力。

明朝时期，为了稳固并推进边疆地区的治理与开发，中央政府采取了多元化的移民策略，通过军屯、民屯等多种形式，分批次将大量汉族居民迁移至云南各地。例如，在洪武二十二年，明中央政府下令“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人入滇，给予子种、资金，划地亩分布于临安、姚安、大理、永昌各郡县……次年又奏请移湖广、江南居民八十万实滇并请发库帑三百万两”。这些来自各地的汉族民众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云南各地的开发进程，促进了云南地区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而且还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戏曲和说唱艺术，为当地的文化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河西宝卷和小说等汉文化文本也为大本曲的曲目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现今流传的一些大本曲曲目，如《唐王游地府》《丁郎刻木》《目连救母》等，都可以在河西宝卷和明代小说中找到其踪迹。大本曲正是在不断吸收汉族等各民族优秀文化与说唱艺术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叙事长诗的艺术风格。

到了清代，大本曲的展演记录已见于一些典籍之中。例如，在清人撰写的《咸同变乱经历纪》中，有记载表明在杜文秀的元帅府曾上演了大本曲的《绝缨会》和《取高平》等曲目。又如，清人编纂的《赵州志》中描述：“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声调不一，音韵悠然动人，亦有演作戏剧者，或杂以汉语，调之汉僰楚江秋。”这些记录充分证明了在清末时期，大本曲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戏曲艺术，并正在逐步扩大其影响力，跨越更广阔的地域范围。

大本曲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清晰地展现了其对汉族地区说唱艺术的吸收与融合，同时也保留了一些汉族地区现已难得一见的珍贵说唱技巧。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曲艺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为我国音乐史的研究注入了丰富的内涵，也为边疆民族音乐学研究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翔实的资料。它们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云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认识，为我们揭示了这一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大本曲在曲目内容中的文化交融

从大本曲所涵盖的曲目来看，汉族文化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已知的90%以上的大本曲曲目，均不同程度地借鉴了汉族文化中的故事元素。比如，《琵琶行》与《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在汉族地区广泛流传的经典故事，同样也在大本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众多大本曲的曲目与汉文化戏曲的曲目之间存在显著的一致性，且在内容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本曲仅仅是汉文化戏曲的翻版。在叙事手法、文本结构以及细节处理等方面，两者之间仍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异。这表明，大本曲在吸收和接纳汉文化的同时，也保留了白族人民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生活体验，进行了创造性的改编和演绎，从而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貌。

汉文化曲艺的璀璨明珠《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仅深深扎根于汉族人民的心中，更通过大本曲的独特演绎，赢得了白族人民的喜爱。在大本曲版的《梁祝》中，不仅可以看到梁祝求学、英台逼嫁、山伯病逝、梁祝化蝶的经典情节，更能领略到白族人民如何巧妙地结合社会生活现实，对其进行独具匠心的改编。在一段深情款款的英台悼念山伯的唱词中，我们仿佛能看到英台悲痛欲绝的身影：“英台树勾跪岸当，哭咗阿哥吸肝叺……载哥本汝羊利猪，载哥本汝鸡鹅安。载哥敌汝香三杆，冷水饭史哈。金升银斗摆坑应，冊哥祭奠叺。”这些唱词严格遵循了白族的传统习俗，祭品如乳扇、浓茶清酒等，都是供桌上不可或缺的元素，它们共同见证了英台对山伯无尽的思念与哀悼。此外，白族人民在另一曲大本曲《三妻两状元》中，更是以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创造力，续写了梁祝后世团圆美满的故事，这无疑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使得经典的汉族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通过白族人民的大本曲艺术创造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大本曲在社会功能中的文化交融

大本曲，作为白族人民璀璨的曲艺艺术瑰宝，其魅力既源自开放包容的文化个性，又深植于白族人民长期的生活实践。在历史长河中，大本曲逐渐孕育出社会教化的功能。正如陈独秀在《论戏曲》中精辟指出的那样：“戏园，堪称天下之大课堂；优伶，实为世间之卓越导师。”从现有资料看，大本曲以其浓郁的文戏特色和相对较少的武戏元素，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偏重于歌舞的戏曲，其作用往往在于娱乐；而侧重于科白的戏曲，则更易于发挥讽刺与教化的力量。”大本曲常常选取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的故事为题材，通过生动的剧情演绎，引导观众深入思考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大本曲在教化内容的呈现上，显然受到了汉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

大本曲中众多曲目均承载着强调忠孝、倡导向善的社会教化功能。例如，大本曲版的《目连救母》故事，完美继承了汉族目连救母故事中的核心孝道观念。又如《孟宗哭竹》一曲中，歌词“行孝之人有化解，作恶之人要遭殃。孟宗孝感动天心，应该搭救他”，充分展现了汉族孝义文化的深远影响。再如，大本曲版的《琵琶记》（即《赵五娘寻夫》），继承了原作者高明所倡导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精神。剧中着力塑造了赵五娘这一经典形象，深刻体现了劝人向善的教化意图，令人印象深刻。

长期以来，白族人民通过文化交融与实践活动的深刻浸润，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愈发浓厚且深沉。大本曲，作为文化交融的璀璨明珠，闪耀着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也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灿烂的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  王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