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碑又称“二爨”，为“南碑瑰宝”，碑刻位于云南省曲靖市境内，因此曲靖又被称为“二爨之乡”。其中《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分别被称为“大爨”“小爨”，是云南省第一批六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最古老的两个。《爨宝子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曲靖城南七十里处出土，咸丰二年（1852年）曲靖知府邓尔恒将此碑移于城中武侯祠，1937年在现址修建“爨碑亭”，将此碑和《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移入一同保存。《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出土时间以及地点众说纷纭，总的来说，“阮元督滇始发现彰世”之说比较普及，但是据史载在此之前此碑拓片已流行海内，明景泰《云南志》卷二的“陆凉州人物”栏也有记载：“爨仕德，即龙颜，本州人也。”由此而知元明时期就知有此碑了。该碑刻不仅对于研究普及云南历史知识、促进爨文化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而且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被誉为“南碑瑰宝”。

爨氏扎根云南前的历史背景

西汉武帝时期在云南地区设置益州郡，在当地实行流官和土官双重统治，在这段时间内，中原王朝不断移民实边，既戍守边防，又屯垦生产。戍边士卒大多数为中原王朝的士兵和流民，大多在云南落籍，逐渐成为当地的仕族，世领其职，日久天长，将国家实边的军队变为私人的部曲，逐渐形成了拥有田地、人户、兵卒的豪强，称为“大姓”，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有很强的势力。至东汉末年，中央王朝式微，云南地区的世家大族拥兵自重。后刘备入蜀，进位为汉中王，季汉政权在与魏国吴国的战争中消耗颇大，便加强了对当地的开发。季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丞相诸葛亮南征，打击反汉的大姓势力，置南中七郡，以都督统领，重用拥护季汉的大姓，使其势力得以进一步发展。晋代魏后，西晋武帝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在云南地区设置宁州，自此云南成为中原王朝直接统辖的十九州之一。晋惠帝即位后，西晋陷入动乱。从元康九年（299年）到光熙元年（306年）的八王之乱，使得中原王朝的统治衰弱，各地开始割据，巴蜀地区的李特、李雄父子在益州割据，此时晋朝与南中隔绝，南中大姓爨氏经过多年经营，遂称霸一隅，历东晋、刘宋、萧齐、萧梁、隋、唐，直至玄宗朝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被南诏所灭，历时四百余年。

《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弥补了当地文献不足的问题，提供了不少云南地区的历史资料。爨氏是南中大姓，《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诸葛亮亲征云南，在平定南中大姓叛乱之后，“收其俊杰”为地方官吏，其中：“建宁爨习”，“官至领军”；诸葛亮又“移南中劲卒”，充实蜀汉军队，“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雷）、爨、孟、量（董）、毛、李为部曲”，公元339年后，爨氏为南中最大势力，晋、南北朝时称霸南中，此即《新唐书·南蛮国·两爨蛮》所谓“西爨自云七世祖晋南宁太守，中国乱，遂王蛮中”。《爨宝子碑》碑文载此碑立于大亨四年，岁在乙巳。但晋从来没有大亨四年，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第二年时仍称为元兴二年，不再用大亨年号，大亨四年在历史上为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窥一斑而知全豹，东晋王朝对于南中的掌控过于薄弱，并且双方交通不畅，中原的信息难以传达至南中，南中地区成为“大姓”统治的区域，也是在此时，汉族与云南各民族的融合加快。《爨龙颜碑》晚于《爨宝子碑》大约半个世纪，形成于刘宋时期，爨氏此时已成为南中的“霸主”，爨氏三代分别担任晋宁、建宁两郡太守以及宁州刺史，南中官员皆由爨氏节制，不必经中原王朝认定，由此可见，爨氏自汉朝后期开始逐渐强大，跻身为南中的“大姓”之列。

从《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看待中原文化的传播

秦汉时期，秦开五尺道拉开了中原文化向云南传播的序幕。至西汉武帝时期移民实边，爨氏就于此时“流薄南入”（《爨龙颜碑》），雄长群蛮，分统其他，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的交流融合。《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分别完成于东晋和刘宋时期，两碑记载了爨氏和各民族相处的情况，同时显示了中原文化和爨文化的结合。从文体上看，阮福称“碑文体制古茂，亦得汉文碑文遗法，非唐宋人所及”。按阮福的意思，即“汉晋正传”。桂馥谓“文为爨道庆作，正书兼用隶法，饶有朴拙之趣”（《新纂云南通志》卷84《金石考四》），阮元亦称“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袁嘉谷道“文体、书法，汉晋正传，体制古茂，非唐宋人所及”（《滇绎·卷二·爨世家》）。尤其是《爨龙颜碑》，辞藻华丽，别有风味，阮福谓“碑文辞藻颇富”，李慈铭称“碑文瞻畅，文亦驯雅”，由云龙也称“文既瞻畅，颂亦雅称”。由此可见，爨氏和《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汉文化程度高。《爨龙颜碑》在嘉庆、道光以后，经前贤传拓、考释、著录、题跋，蜚声海内外。

从碑刻的形制上看，《爨龙颜碑》在很多方面也受汉碑风格影响。金石家马子云称“汉代碑一般六尺左右高，二尺左右宽，南北朝时略有增加”（《碑帖鉴定浅说》），今《爨龙颜碑》“以今尺度之，高九尺、广四尺五寸、厚八寸”（《滇南古今石录》）。马子云谓：“较早之碑刻均无撰书者姓名，至东汉始镌刻撰者、书者与刻者姓名”（《碑帖鉴定浅说》）。《爨龙颜碑》如汉碑，“文为建宁爨道庆作”，马氏又谓“碑重镌字，镌字者留名始于汉”（《碑帖鉴定浅说》），还说“刘宋《爨龙颜碑》后书‘近碑府主簿益州杜萇子’。‘近’即‘匠’字，此亦刻匠，而倒其文日‘匠碑’”（《碑帖鉴定浅说》）。马子云在《选石》中谓：“《隶释》载，汉武梁祠堂碑云：孝子仲辛、季辛、季立，孝孙子侨、竭家，所有选择名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饬工庀材。以上说明选石之慎重。“古人选石，遇石泐则避之，以求永年。”《爨龙颜碑》也重选石，碑文谓：“仲秋七月，登山菜石，树立玄碑。表殊勋于当世，流芳风于千代。”此碑至今已一千五百多年，巍然屹立南疆，足见选石之要。云南虽地处边荒，但南朝刘宋时的《爨龙颜碑》在形制诸方面，与中原汉碑并无二致，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汉文化濡染之深。

从《爨龙颜碑》的内容上看，爨龙颜系炎黄贵胄，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的后代；班氏化爨后，“乃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祖，晋宁、建宁二郡太守……追谥宁州刺史、邛都县侯”，其出身于“金紫累迹，朱黻充庭”的世家大族，自幼深受儒家经典的陶冶。“绸缪七经，骞骞匪躬”，启迪后人，“德重道融”；对长辈，孝同儒家孝子楷模“曾（参）闵（捐）比踪”，其仪表不凡，节操超过家族中的同辈；温良谦退，人虽在家里，外面也久闻；三辟州的别驾从事史，正式做官，敬忠于王事，“仁笃显于朝野，清名扇于遐迩”。其品卓行高，乃南中翘楚，于义熙十年举秀才。后授职为郎中，并随刘裕西征江陵的司马休之，江陵平，史书载刘裕“加领南蛮校尉，将拜南蛮”（见《宋书·武帝纪》）。龙颜也因功“迁南蛮府行参军”，“除试守建宁太守”，有惠政“民歌其德，士咏其风”，和下属及同僚关系融洽，《甘棠》之声遍朝野，可他有远大志向，“万里归阙”。到京城，“除散骑侍郎”，这是个尊显而无实权的清闲官，但他“进无烋容，退无愠色”，继后晋升为龙骧将军，代理晋宁太守职务，袭封邛都县侯。元嘉九年，益州民赵广、张寻起义，波及宁州，“东西二境，凶竖狼暴，缅成寇场”，刘宋王朝派周籍之入蜀镇压，爨龙颜集中精锐五千多人，冒着矢石，“扑碎千计”，平息了边疆地区的暴乱，因而“迁本号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龙颜从代理建宁晋宁二郡太守到任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宁州刺史，“抚伺方岳”，“胜残去杀”，恩威并用，故死后“黎庶痛悼，宋夷伤怀”。由此可见，在中原文化的史学家笔下，爨龙颜是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忠臣，这更能说明中原文化的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

爨氏统治南中时期，对于官职的分配也能看出汉文化对南中地区的影响和各民族融合情况。爨氏政权中有爨、孟、赵、刘、周、杨、骆、毛、李、谢、舒、陈、舆、孙、尹、张、王、万、来、单、盛、杜二十余姓，而建宁诸大姓最多，尤其是爨氏，有十人，且是要职；孟氏有五人，也为要职；其次是晋宁、朱提、南广、牂牁、益宁诸大姓，内地武昌、雁门、弋阳、安上、巴郡也有参加。《滇绎·卷二·爨氏家》：“用人之方，土著为多，而武昌、雁门、紫阳之人，亦仕于此。”《新纂云南通志》卷170《族姓考二·世系一》：“龙颜属吏，虽土著为多，而武昌、巴郡、雁门、紫阳之人亦仕于此，则用人犹开明也。”

爨氏虽然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不深，但是移民实边下的政权，仍然尊中原王朝为正统，无论是两晋还是南北朝各中原王朝时期，爨氏都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爨碑的传世意义

爨碑不仅是记载东晋和刘宋时期南方少数民族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更是汉族与各民族经济、文化深刻交融的见证。爨氏在南中的统治时期，有力地推动了中原文化在边疆地区的传播，同时也推进了云南各民族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帮助，也增强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通过对爨碑的研究，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东晋时期中央政权对地方各民族的认同和管理，以及各民族在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保留自身特色的过程。同时，爨碑的书法风格独特，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既展现了汉文化的艺术影响，也体现了各民族的审美特质。这种书法上的融合展示了汉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互相影响、交融创新，碑文内容展示了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交流交融。爨氏家族作为这一融合的代表，展示了各民族在地方治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责任编辑  王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