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禹贡》记载：“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哈尼族先民开垦梯田的历史由来已久。2013年6月22日，红河哈尼梯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片以大地为帛、以汗水为墨的农耕长卷，从此镌刻在人类文明的丰碑之上。这一跨越千年的“大地艺术雕刻”，不仅是哈尼族、彝族、傣族等多民族世代交融的智慧结晶，更是各民族团结协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态见证。

一、水土共生：从生态信仰到文化交融

“天开门了，地开门了，河坝的傣家开秧门了，大地方的汉人开秧门了，阳春三月里，不开的门没有了。栽秧的不怕手指疼，栽秧的不怕腰杆酸，栽秧速度似鸟飞，太阳不落就收工……”每年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属龙日，伴随着哈尼族《四季生产调》的吟唱，“开秧门”仪式也随之拉开帷幕。这一天，哈尼族、彝族、傣族等各民族身着传统盛装，祭拜象征生命源泉的水神，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一仪式不仅是农事活动的开端，更是文化传承的延续，象征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深刻联结。

哀牢山区的立体地形切割出河谷、中低山梯田带和高山森林带的垂直分层结构，形成了独特的“二山二谷三面坡，一江一河万级田”的地貌特征。这种地理特征促使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水崇拜。哈尼族将水视为万物始基，哈尼族民间创世古歌《古歌十二调》的下部第二调《昂玛突（祭祀寨神）》里这样记载：“一寨的哈尼不忘记先祖昂玛，把寨头的神林认作昂玛永远的家……哈尼来祭英雄的昂玛，把她认作护寨的天神。”我们可以在这古老的歌词中发现哈尼族将水与寨神等紧密相连的信仰观念。哈尼族每年会在十月年后或春节后通过“昂玛突”节来祈求风调雨顺。而彝族则通过“咪噶豪”仪式强化水源涵养意识。同样，生活在滇南梯田地区的傣族也会通过“隆示”（即祭寨神）的仪式表达对水洁净和神圣的崇拜。

这些仪式虽各有特色，但都围绕着水源保护这一核心，形成了跨越地理空间与族群边界的自然崇拜共同体。

水是滇南梯田农耕文明的核心，也是各民族共生的纽带。在滇南梯田生态系统中，各民族通过文化符号互鉴，构建起以“水—林—田”为轴心的生态认知体系。哈尼族的“昂玛突”、彝族的“咪噶豪”和傣族的“隆示”仪式，不仅是对自然的敬畏，更是对水资源的共同维护。在这些仪式中，各民族通过祭祀、封山、祈雨等活动，强化了对水源的保护意识。例如，哈尼族在“昂玛突”节期间，严格禁止对神树林的任何人为干预，甚至连枯枝朽木也不得移动，这种祭祀体系中呈现出的文化共振，折射出共居中共建的生态治理默契。这种基于文化多样性的生态智慧协同，既保持各族群仪式的独特性，又通过灌溉系统的物质纽带达成精神共识，最终形成梯田文明可持续存续的文化生态保障机制。

二、智慧结晶：从资源共享到生产协作

如果说特殊地理条件塑造了各民族“和而不同”的敬水传统，那么“异中求同”的水资源利用模式则无疑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有力见证。

在梯田农耕生计与族群生活中，水作为维系灌溉系统的核心要素，既是精神纽带又是物质基础。滇南梯田的水资源利用模式为“森林—水渠—村落—梯田”四位一体布局，但水资源分布不均，且梯田用水量大，尤其在生产期和枯水期，极易因分配不均引发纠纷，使当地群众面临合理支配水资源和组织灌溉的挑战。

《元阳县志》载：“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龙克、糯咱、绞缅三寨合议在浦壁河源头（今纸厂）开挖水沟灌溉良田，出资160两银、48石米、160斤盐，投入近千工匠，但未成功。嘉庆十一年(1806年),三寨再次合议,按每‘口’水出资谷150斤、银180两、米20石、盐100斤重修，经两年多努力修通，此为境内第一条群众集资集劳开挖的水沟。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因社会动乱，水沟失修。道光九年(1829年)，三寨又出资52两银重修，并立规约、石碑，对违约者重罚，使沟渠长期受益于人民。”这段记载清晰地展现了各族群众自发大规模组织修建水沟的情况。

在新中国成立前，元阳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的阶段。在红河南岸地区“十土司，十五掌寨”的分片辖制之下，不同的领主也会组织辖区内的各族群众修建“官沟”。“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芦子山村的方公明，在猛弄土司的支持下，带领村民在寨边开挖了一条长四公里的水沟，耗资3000元(半开)，消耗大米200石。历时一年，建成通水，灌溉农田500亩，改变了芦子山历来无水田的状况。”

尽管“官沟”与“民沟”的归属权有所不同，但各民族互助共生的精神仍贯穿始终。无论是在土司组织下各民族联合修建的“官沟”，还是跨村寨、跨族群集资投劳共同打造的“民沟”，其水资源配置制度都体现了高度的一致性。这充分说明，各族群众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成功实现了资源共享与利益平衡，为梯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梯田灌溉用水依赖沟渠，水量分配靠木刻尺。木刻尺原为哈尼族祖先标记领地的工具，后演变为稻作灌溉器具。哈尼族人民在开凿沟渠时，根据灌溉面积计算水量，将水量刻在木条上，形成不同形状，并按沟头、沟腰、沟尾顺序安放于分水口，让水流自行灌溉。这种分水技术称为“刻木分水”。随着生产生活的交流融合，在滇南梯田生活的各族群众也开始共享并传承“刻木分水”这种生态智慧。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沟头一赶沟人”组织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木刻的刻度由沟头负责分配，而沟头和赶沟人则由一条灌田水沟上的全体灌溉户共同商议产生。一旦刻木分水的刻度确定下来，便不可随意更改。当水沟完成开挖或疏通后，全体灌溉户会前往沟长家中，共同商讨沟头人选以及一年中的沟渠维护、水资源分配等重要事宜。选出的赶沟人承担着多项职责:一方面，他们需要不定期检查木刻，确保没有人私自调整刻度;另一方面，他们还需定期巡查沟渠，查看是否存在损毁情况，并及时组织修缮工作。此外，赶沟人的核心任务之一是每年组织全体灌溉户协商下一年的水资源分配方案。

根据刻木分水的规定，在同一条水沟下的所有灌溉户，无论是彝族、哈尼族还是壮族，都必须共同遵守这一规则。对于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例如偷水或私自放水，都将受到相应的处罚。这种制度不仅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合作与信任，也保障了水资源的公平分配和梯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滇南梯田地区，各族群众除了水资源分配中展现的团结协作，在生产资料的交换与利用上，同样能够看到一种深刻的共享智慧。这种智慧源于红河地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地理条件，以及各民族农时节令的差异性。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河谷地区的傣族与山地的哈尼族、彝族在农时上并不重合，从而形成了互补性的生产需求。

基于这一特点，高山地区的哈尼族、彝族与河谷地区的傣族形成了独特的“牛亲家”合作模式。合作主体为河坝地区的傣族家庭和山区的哈尼族或彝族家庭，一方提供母牛，另一方提供公牛，双方自愿协商配对并共同管理。一旦确立，关系稳定，牛犊或马驹归双方共有，宰杀也按约定分成。在农耕实践中，这种模式体现了资源高效利用与互惠互利。每年初春，河谷气候温暖，傣族进入播种期，借助耕牛完成劳作；四五月，山地梯田进入耕种季，牛马转交半山区的哈尼族或彝族用于犁田；秋收后，牛马返回河谷过冬。而在各民族的重要节日中，“牛亲家”之间会互相邀请款待，农忙或收获时节也会互相帮助。傣族会将热带水果送给“牛亲家”，哈尼族和彝族也会在傣族农忙时下山帮忙。

在滇南这片土地上，通过这样的跨海拔循环利用方式，牛马作为农耕文明中的关键生产工具，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动力来源，更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这种基于自然条件和文化差异的合作模式，展现了滇南各民族互帮互助的精神和对资源的高度整合能力，与水资源分配制度一样，彰显了当地各民族共生共享共荣的文化特质。

三、传承与展望：共生文明的永恒续章

滇南梯田千年共生史是一部以时间为轴、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内容的恢宏画卷。从古代的开疆拓土到近现代的生态保护，这片土地上的和谐共生故事不断书写着新的篇章。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历史深处的文化传承，也能感受到时代脉搏下的人文共振。站在2025年的时空坐标回望，哈尼梯田的层叠曲线恰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表达——既有各民族文化绽放的“垂直多样性”，又有守望相助的“水平一体性”。当春雾散去，无人机镜头中的银色水光，倒映的不只是云影天光，更是千年共生智慧的现代表达。

费孝通曾说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句话完美诠释了梯田美学背后的民族关系哲学。从“昂玛突”“咪噶豪”等祭祀仪式强化对自然的敬畏与保护，再到“刻木分水”“牛亲家制度”的生产资料共享共用，这些传统智慧不仅解决了实际问题，更构建起了一种基于合作与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最终形成了“异俗共水土，殊音同粟香”的多元一体格局。

（责任编辑  王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