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以来，我不止一次产生为樊锦诗先生写点文字的冲动。2025年世界读书日期间，西南林业大学图书馆邀请我做一期读书访谈节目。心之所至，意之使然。于是，便水到渠成引出了本篇文字。

2005年8月，本文作者与樊锦诗院长相识于敦煌。

敦煌在国内，学科也在国内

《汉书》云：“敦，大也；煌，盛也。”曾几何时，我们背负过“敦煌在国内，学科在国外”的尴尬。

敦煌石窟包括甘肃省敦煌市的莫高窟、西千佛洞和瓜州县的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县的五个庙石窟。敦煌石窟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公元366年，乐僔和尚机缘巧合，带着两位弟子于此开凿了第一个洞窟。1600多年的时光白驹过隙，莫高窟现有五层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7万余件。腐朽的清政府没发现藏经洞的价值，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肆意盗窃掠夺，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

在敦煌文物保护史上，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中成长的常书鸿，是一位值得宣扬的人物。常书鸿（1904—1994年)，别名廷芳、鸿，出生于浙江杭州，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美学家、美术史学家、美术教育家。1944年，本已在法国娶妻生子、功成名就的常书鸿，受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感驱使，毅然回国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为我国敦煌学的奠基人，尽其一生心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被人称作“敦煌的守护神”。其后有段文杰等先生，赓续薪火，开创了国内敦煌学保护研究的先河。

历经80年的冬去春来，国内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考察的人逐渐增多，经过他们的潜心探究，莫高窟得以有效保护并声名鹊起，已发展成为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和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跻身国家一级博物馆行列。亲眼目睹这一系列的巨变及丰硕成果，国际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曾欣慰地说道：“在有生之年，我终于看到‘敦煌在国内，学科也在国内’这一景象。”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1938年出生于上海的樊锦诗，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她25岁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便扎根敦煌，用一生守护莫高窟，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60年的坚守，为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奉献了青春年华，并积极向世界推广敦煌文化。这种热爱祖国文化事业的赤子初心与保护莫高窟文物的责任使命，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千年艺术宝库的大门。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英文版封面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是樊锦诗口述、北大艺术学院顾春芳教授撰写的自传，译林出版社2019年出版。该书讲述了樊锦诗在北大考古系青春求学往事，与伴侣、武汉大学考古系创始人彭金章相濡以沫的爱情诗篇，50多年坚守大漠、守护敦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以高科技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艺术之美的动人故事。

这本书26万字，共13章，既是樊锦诗个人的生命叙事，又是一部浓缩的敦煌保护史。顾春芳以学者的严谨和作家的细腻，将“敦煌女儿”的人生轨迹与莫高窟的命运紧密交织。书中泛黄的老照片见证了樊锦诗从青春到白发的“敦煌人生”。

樊锦诗与彭金章用爱和生命践行了一个神圣誓言：“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她与丈夫彭金章分居19年，两个孩子出生后长期与母亲分离，彭金章最终决定放弃武汉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始人的职位以及商周考古专业的学术权威地位，来到敦煌与樊锦诗团聚，并开拓了莫高窟北区考古的崭新天地。樊锦诗推动莫高窟数字化保护，用高清影像和3D技术永久保存壁画，至今已完成2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通过科学测算，确定莫高窟每日6000人的合理承载量，制定科学保护方案，避免了过度开发。这些创新实践打破了人们对文物保护者“守旧”的刻板印象，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前瞻思维。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封面

樊锦诗在书中回忆了常书鸿、段文杰等一大批学者专家在石窟保护和艺术研究中的真实经历，以及大量可供后人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本书不仅仅是“敦煌女儿”的自述，更是“敦煌儿女”的群像史诗。其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传播中国精神、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着积极作用。

截至2024年8月30日，《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在国内10多次重印，发行数量超过60万册。此外，译林出版社已输出该书俄文版、印地文版、土耳其文版、哈萨克文版、中文繁体版五个文版版权。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忠诚的国宝守望者！2018年12月18日，守护莫高窟长达半个世纪的“敦煌女儿”樊锦诗，因“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的光辉事迹，被列入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改革先锋100人名单。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三十四号主席令，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授予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一生择一事，大漠护锦绣的樊锦诗，成为国家最高荣誉获得者中的巾帼先锋。

“树高千尺不忘根，人行千里不忘本。”2023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对外交流中心举行的捐赠仪式上，樊锦诗宣布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母校设立教育基金、促进敦煌学研究的发展。7月10日，这位老人再次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资1000万元。这2000万元的巨额捐款，主要是她2019年荣获“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所获得的2000万港币奖金，以及多年来积攒的个人存款。

云南与敦煌之缘

2005年夏，国家文物局牵头承担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对当地社会经济的贡献研究”的重大课题，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完成总报告，并分别安排平遥、丽江、秦始皇陵兵马俑、敦煌莫高窟等四个遗产地完成子课题的调研任务。

云南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全国状元袁嘉谷，与敦煌文物保护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袁嘉谷（1872—1937年），字树五，号澍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石屏人。袁嘉谷在云南大学执教十余年，是著名爱国人士。袁嘉谷的字自成一体，世称“袁家书”。从封建王朝的状元，转身为现代高校的教授，古今天下唯有此人。在袁嘉谷出任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期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将大量敦煌文书从河内运到法国，又从中选取数卷，连同唐代宋初以前的种种图籍带到北京装裱，回国前在六国饭店举办展览，向中国学界炫耀其收获。袁嘉谷得悉此事后，携部员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前往探看。袁嘉谷见其中有《沙洲志》和《老子化胡经》等古籍，其书写、卷装均乃古制，与诸同事商议，认为“真稀世之宝也！”他立即向学部侍郎严范孙报告，并提出由学部急电甘肃、敦煌地方官员，“凡洞中片缣只字均检送来京，不得再失”。这批敦煌遗书得以及时追回，由学部收管，成为今日国家图书馆敦煌馆藏的主体。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则成为著名的敦煌学专家。经过近百年的搜集和调拨，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敦煌遗书已增至 16000余件，与《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一起，并称为“国图四大镇馆之宝”。

我于2002年走进袁嘉谷的故乡，承担编写“云南历史文化名城丛书”之一《石屏史话》的任务，该书于2003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8月，我因承担课题“丽江古城的保护对当地社会经济的贡献研究”，专程到平遥、秦始皇陵兵马俑、敦煌莫高窟等地学习调研。经甘肃省文物局协调，我在兰州中川机场与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王旭东一同前往敦煌，与樊锦诗院长见面，奉上《石屏史话》，并向她介绍了云南文化名人袁嘉谷保护敦煌文物的事迹。从此结缘敦煌，并与其后王旭东、赵声良、苏伯民等几任院长建立了深厚情谊。樊锦诗坦言，这是她未曾知晓的史实，日后在书写敦煌保护史时一定要补上这一重要内容。樊锦诗说未曾到过云南，很向往这块神秘的土地，她的大学同窗张增祺也在云南，在考古学术领域多有建树，另外还多次从宣传报道中知道纳西族文化人宣科，称赞其为云南文化走向世界立下功勋。

樊锦诗特别记得云南文化名人姜亮夫(1902—1995年)，她与我如数家珍般地谈起姜亮夫潜心敦煌文物研究的卓著成果。昭通人姜亮夫是著名的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历史文献学家和教育家，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后又拜章太炎为师，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1928年起他执教于大夏、暨南、复旦、河南等大学。1935年，姜亮夫卖了几部书稿，筹款自费去法国留学，到巴黎大学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当姜亮夫在巴黎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看到数千卷敦煌文物和经卷时，感到“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毅然决定放弃其他研究计划，把一切可能接触的中国珍贵文物拍照、拓摹、抄录带回祖国。姜亮夫1937年回国，先后任东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昆明师范学院教授，1953年后任教于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获教育部首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等。

姜亮夫一生潜心研究，被公认在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具有杰出的学术成就，共有27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计1250万字传世。姜亮夫的敦煌学研究视域相当宽泛，有《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瀛涯敦煌韵辑》《敦煌学论文集》等代表性专著和论文，共有250多万字存世。《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敦煌学的著作。2003年，煌煌24卷的《姜亮夫全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6卷汇集了姜亮夫敦煌研究的成果。

1964年出生的昭通人赵声良，后来成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五任院长。1984年7月，20岁的赵声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只身来到莫高窟。还在大学三年级时，他从《中国青年报》上读到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接受记者采访的一篇报道，称研究院现在正处于人才青黄不接时期，急需大学生来莫高窟工作，赵声良便萌生了献身敦煌研究的初心。毕业前，赵声良尝试着给段文杰写了信，没想到很快收到了回信。赵声良的父亲在昭通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一封接一封写信劝儿子回云南。怕自己毕业回家被家人劝说后改变主意，铁定了心的赵声良索性直接背着行李，在北京站登上了开往甘肃的火车，从此敦煌研究队伍里又多了一位云南人。1996年，在《敦煌研究》杂志做了12年编辑的赵声良赴日本进修，先在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做了两年的访问学者，其后在成城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美术史。

2025年9月27日，赵声良在昆明作《敦煌经验赋能云南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学术报告，并与各界专家互动交流。

2003年，赵声良博士毕业前夕，收到了国内多所重点大学的“橄榄枝”，他却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敦煌研究院。赵声良脚踏实地，探幽发微，从《敦煌研究》编辑做起，历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再成长为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党委书记、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春华又秋实，青丝变银发，承载着他献身敦煌研究的青春年华，赵声良成为当今敦煌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赵声良赶上了敦煌研究的黄金岁月，矫健的学术履迹遍及全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作了广泛的学术交流，阐发精彩论点。他主持完成了《敦煌北朝石窟美术史研究》《敦煌隋朝石窟美术史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了10余种专著，合作完成著作20余部，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被授予甘肃省“领军人才”称号。2019年4月，王旭东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赵声良接棒成为莫高窟新一届掌门人。

保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樊锦诗与其他9位学者代表先后发言，分别介绍了各自学科和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就如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敦煌研究院考察，樊锦诗、赵声良等陪同并作汇报，习近平总书记高兴地说：“敦煌文化集建筑艺术、彩塑艺术、壁画艺术、佛教文化于一身，历史底蕴雄浑厚重，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艺术形象美轮美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正如赵声良所说，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凡是与敦煌有缘的人，都有一种对莫高窟浓浓的情怀，愈久愈浓，这便是敦煌情缘。

我们知道，所谓“敦煌学”原本主要是研究藏经洞出土的写本文献；通过中外学人近百年的不懈努力，其范围已逐渐扩大到石窟、壁画、汉简乃至周边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献和遗存的古代文物。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当下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涉及敦煌学理论、敦煌学史、敦煌史事、敦煌语言文字、敦煌俗文学、敦煌蒙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与中西交通、敦煌壁画与乐舞、敦煌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已成为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

敦煌是中国的文化地标，更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正成长。敦煌研究院掌门人之位已传给了第六任院长苏伯民，他正在积极努力推进院地合作、科研实践、跨机构合作，并提出了将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的学术目标。

2025年3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到云南考察。在丽江古城博物院（木府），他察看了木府主要建筑，参观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成果展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护利用好木府这样的重要文化地标，保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亲切的教诲、巨大的鼓舞，无疑将成为我们今后的行动纲领和奋斗目标。

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遗产保护领域无比广阔，我们的使命极其光荣。

（责任编辑 刘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