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是铜文化的发祥地。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随后，“铜”这一物质、文化符号更是屡屡出现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长卷之中。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是一部铜矿采集、铜业生产、铜文化生成演进的文明史。而在云南历史上，也有这样一条悠长的古道：它向北蜿蜒于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大江大河间，以铜为媒，运通天下，促进了铜文化的传播和沿途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极大推动了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就是云南铜运古道。

铜运古道兴于清朝铜政之需，是为“滇铜京运”而修。清初，朝廷吸取前朝货币混用、金融混乱的教训，决定取消纸币流通，只准许用银币和铜钱，同时，又担心广开铜矿容易积聚大量劳动力日后可能形成势力，因此国内采铜业发展一直不温不火，后来一度还陷入“铜荒”境地。清康熙年间，逐步开放海禁，国家铸币用铜的触角得以延伸到东洋，因之“质优价廉”遂使得进口日本“洋铜”逐步成为国币铸造之依赖。但是，货币乃一国经济之根脉，此举也为后来国家货币、金融业发展埋下了祸端。随着日本商贾开始“居奇掯勒”、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清廷“洋铜”进口大受掣肘、困难重重、苦不堪言，后期致国家铜政都难以为继。
在这国难当头、千钧一发之际，云南的铜矿开采崭露头角，为国家铜政带来了曙光。在清廷进口“洋铜”的同时，康熙二年曾下令“云南开局铸钱”，以就地拨充云南驻军兵饷；康熙二十一年，云贵总督蔡毓荣上奏《筹滇理财疏》，奏请以滇铜之饶，“开矿藏”“广鼓铸”，解驻军兵饷之不足，顺便增加财政收入，经九卿议定，除江浙两省因地理之便仍从日本进口“洋铜”外，所有解京铜额一律改用滇铜；雍正年间，云南巡抚张允随又就滇铜京运事宜上奏，清廷据此制定了云南运铜条例，对铜运的数量、期限、损赔、路线等都做了详细规定，南铜北运的线路也就此生成。这为日后针对日本海禁政策、大力开发滇铜、保护国家铜政、稳定货币金融留下了喘息与转机的伏笔。
随着货币金融逐步站稳脚跟、经济发展逐步强盛，货币流通需求再次激增，雍正十二年，清廷在会泽建立第一个宝源局，即铸币厂。乾隆年间，又建宝源新局，并颁布《云南运铜条例》，宣布国家铸币全部用滇铜，彻底告别了进口“洋铜”受制于人的尴尬处境。于是，云南东川府会泽地区也增修了许多铜运道路，现今保存较为完整的是蒙姑坡古道，位于今云南会泽娜姑镇西面的盐水河峡谷中，由乡绅刘汉鼎于清乾隆五十二年捐资督建，并于乾隆五十六年建造完工。时任会泽县知事蔡忱撰书《刘公路桥碑》称：“刘君别开新径……坎者劈之，隘者补之；悬岩不可栈者，斧凿之；山涧不能船者，桥跨之。”可见当时开凿之艰辛。自此，铜运线路基本成熟定型。
云南境内的铜运古道，由铜产地运输至三大铸币厂，即东川、寻甸、下关铜店。云南境外的京运线路有两条，一是由东店、寻店（关店在此转运）经陆、水两路运输至清廷设定的京运铜总店即泸店；二是由泸店经水运一路向北运至北京。《滇南矿厂工器图略》记载：“滇铜长运沿途经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直隶8 省 71 个府州县，陆路两千余里，水程八千余里。”《云南铜政考》也记载：“南铜北运，陆路两千二百余里，水路八千二百余里，全长在万里之上。”可见南铜北运规模之宏大、影响之深远。铜道不孤，众行致远，古道不仅为国家铜政、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曙光，也积极推动着沿线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书写出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道安天下
铜运古道的开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王朝对于边疆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版图的统一与稳定，这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得以实现的基石。
在原有屯兵卫戍的基础上，为了保障铜运顺畅、确保国家铜政、货币金融的安全，清廷在沿线又布置了大量兵力。如为保护经东川府至昭通府运线，据《东川府志》所描述：“分防郡治北，离城一百二十里，索桥汛：把总一员，领兵一百二十名，常川驻扎。辖十二塘: 华宜寨塘、黑土基塘、野猪冲塘、黄草坪塘、凉水井塘、珊瑚树塘、头道河塘、索桥汛塘、以坡沟塘、那戛塘、水坪子塘、江边塘。”不难看出，针对滇铜北运的线路，清廷制定了一套较为详细的护航策略，在卫戍机制、兵力配置、辖区设置等方面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另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渡过牛栏江以后，不再由东川营军队防守，沿途由昭通镇直属的前营军队负责警戒。”由此可见，铜运护航有着跨地区交接的安排机制，驻军保护并不是单一行政区块的治安防务，而是着眼国家铜政与货币金融根脉、统筹整条铜运线路安全的国家防卫。南铜北运，跨越八省，陆路两千余里，水路八千余里，基本纵贯了中国领土的南北版图，屯兵护航的举措，不仅保障了国家经济的稳定运行，也在侧面维系、巩固了国家统治的长治久安。
（二）道富百姓
清廷出于运铜的需要，大力修建云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云南“铜运路”变天南海北“致富路”，各民族在经济贸易上的交往交流交融日趋频繁。据《东川府志》描述：乾隆十七年，东川府为运铜就专门在东川府至昭通府间修桥三座，修建车路，建立站房七处，用牛马兼运，由原来五站半改为四站半。同时，到昭通府的捷近小路也修治一新来运铜。为了运铜，水陆运双齐，大小路兼通，由此可见当时云南铜产业的规模之大、繁荣之盛。
道路的开辟，无疑为运送铜提供了便捷条件，与此同时，陆运、水运的开通也让云贵高原崇山峻岭间原本闭塞难出的民众有了与外界联系的机遇，外省各路摩拳擦掌的商贾也嗅到了前所未有的商机，一时间，伴随云南铜矿业的火热、驿道新修的便利，滇东北地区商业迎来了新的繁荣，赣、浙、桂、黔等10省8府的商贾纷至沓来，会泽古城的江西会馆、福建会馆、楚黔会馆、四川会馆、陕西会馆等就是见证。《清高宗实录》记载铜运道路开辟后“铜运坦行，商货骈集”。不难看出，“铜运路”已然成为“致富路”。《乾隆八年云南总督张允随为报金沙江工程告竣事奏折》也记：“现在商旅负贩赴金沙、乐马等厂贸易者，千里之内往来不绝。”另据永善县王日仁《江神庙碑记》描述，时永善地区形成了“舻舳相接，欤乃之声，应山而响，而自蜀至滇商贾贸易者，亦络续往来矣”的繁荣景象。
（三）道居万家
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往来、人口的流动，使得民族互嵌融居成为现实。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不特铜运得济，滇民往来，亦有裨益。”由此可见，铜运古道的开辟，道路的便捷畅通，使得云南本土的各民族群众交往也日渐增多。而人口流动就是民族互嵌融居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和基本条件。另据《乾隆八年云南总督张允随为报金沙江工程告竣事奏折》描述：“现今远近客民，多于泊船之处葺屋兴场，川货日见流通，店房日渐建设，商旅往来，渐有内地景象。”这就证明了天南海北商贾、各族群众在云南兴业、安居的事实。
现如今，在会泽古城的清代建筑群仍保有合院、联排式样，基本呈现了清朝各地传统建筑特色。东西、南北直街以联排式建筑为多；头道巷、二道巷、三道巷及丰乐街，则以合院式建筑为主。“一颗印”“二进院”“三坊一照壁”“四合院”“走马转角楼”等融合中原文化、江南风格、民族特色的建筑形式更是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再度证实了铜运古道对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影响。
（四）道冠中华
铜运古道推动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构建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更是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生动体现。《乾隆八年云南总督张允随为报金沙江工程告竣事奏折》记载：“川省商船贩运米盐货物至金沙厂以上发卖者，较往年多至十数倍。即如二月间金沙等厂米价，每仓石卖银四两二、三。商船一到，即减价一两有余，村寨夷民皆欢欣交易，不但滇民免艰食之虞……”航道使得云南经济得以与外界通联，一些外省生活物资的流入让物价更加稳定，造福了当地百姓，同时，此举也改善了当地各族群众对于外界的认知和态度，促进了多元文化交融的局面。
会泽古城十省三府会馆，不单只是云集各地建筑文化，也是各地神祇、宗教文化的汇聚之地。古城内会馆、寺庙、祠堂达100多座，是云南对外开放、文化交融的重要历史见证。“猫弓墙”即建在房脊上的猫洞，为古城民居典型的标识，这种设计集彝族图腾崇拜、汉族建筑防火、采光技艺于一身，是云南多元文化荟萃交融的代表作。古城内的文庙也是一例证，其兴建于康熙年间，不仅传播了儒学，也培养了大批人才，对此，云南巡抚刘藻感言：“边徼之地，风俗人文不难与中土抗衡矣！”还有诸如道教建筑万寿宫、佛教建筑大佛寺等，儒、释、道皆在此和谐共生。
至今每逢节庆，古城内彝族海腔、苗族芦笙舞、道教洞经乐、基督教赞美诗、汉族花灯等依旧相映成趣，共同描绘着中华文明和谐共融的主题画。
（责任编辑  王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