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有这样一位文化名人：近代云南豪杰蔡锷、李根源、周钟岳皆是他的学生，他更是三迤文化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他就是因一副“攻心联”享誉大江南北的赵藩。

图书博物馆藏书室及阅览室（图片来源：《云南图书博物馆一览》）

赵藩（1851—1927年），字介庵，白族，云南剑川人氏。他自幼随其父学习，天资聪颖，被赞誉为神童。他中举之后，多次折戟于会试。然而金子总会发光，1887年，赵藩被云贵总督岑毓英所赏识，聘为幕僚和家庭教师。后来，赵藩因突出才干逐渐被清廷委以重任，但他却同情革命党，并积极设法营救同盟会员，因营救行动失败，为此主动请辞回归故里。1911年伴随着昆明重九起义的爆发，大理义军也响应昆明，赵藩参与其中，并被推举为临时负责人。但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赵藩因此写诗讥讽，于是袁世凯通令缉捕他，被迫避难回到云南。后仕途辗转在滇粤之间，他因受李根源反唐继尧风波影响，毅然选择退出官场。在此期间赵藩就开始留心搜集云南历史文献，返回昆明后被唐继尧聘为云南图书博物馆馆长。

1909年，云南图书馆以原经正书院为基础，并以五华、经正、育材三书院的图书为根基，建于风景优美的翠湖之旁。建立之初就得到社会贤达捐助，图书虽达到十六万卷，但连最基础的清《四库全书》也未收藏，外国书籍更是寥寥可数。和欧美诸国动辄上百万册的藏书相比可谓天壤之别。1911年，馆内设立博物陈列所，改名为云南图书博物馆。博物陈列所内分自然物陈列室、历史古物陈列室、工艺品陈列室、教育品陈列室、金石保存所、动物豢养所，前后空院则培植各种卉木，由于经费紧张，故而物品收藏甚少，也并未按照科学性质进行分类。

小试牛刀，重启《云南丛书》编纂

早在民国三年（1914年），赵藩因病休养于昆明，就被推举为孔教会长，主持国学社事务。赵藩果断带头捐出自己所珍藏的上百种图书，并准备做一件云南文化史上开天辟地的伟业——编纂《云南丛书》。此书计划涵盖云南数千年之历史、地理、风俗、物产、文化，规模之宏大乃云南文化史一大创举，并且分工详备，设有总纂、编纂、审查、庶务、文牍、收发、校对、采访等。此事得到时任省长唐继尧的大力支持，拨帑万元用于此项事业。此书在继承了前官办书局的遗著的同时，也得到众多著书者的响应，纷纷主动捐献著作，尤其是购买到了赵士麟的《读书堂集》。看似一切都顺利进展之时，护国战争、护法运动接连爆发，云南地方军阀皆积极响应，然而巨额军费支出造成的尴尬局面就是无款用于内政建设，文化事业更是无米之炊。在《云南丛书》编纂即将停滞之时，云南图书博物馆得到了当时云南巨贾王炽的出手援助，给予每月三百元维系编纂工作。但所捐款项杯水车薪，薪工的工资又剧涨，赵藩由此感叹：“二十年不能竣工。”为了完成心愿，赵藩开始裁撤职员，以便减少开支，将编纂、审查、文牍、收发通通裁撤；其次合并职务减少人员配置，总纂兼任总经理一职，图书馆庶务员兼任会计、书记、校对等职。但不久赵藩即被唐继尧委以云南代表的身份赴广州军政府任职，丛书事业也不得不被迫停工。

接任馆长，重振云南图书博物馆

1920年被唐继尧聘为图书博物馆馆长后，赵藩彻底从政坛隐退，专心致力于发展云南文化事业，特别是对云南图书博物馆的振兴下足了功夫。

大力开源筹经费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想振兴图书博物馆，不能仅凭一腔热血，也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由于当时图书博物馆自民国七年到十年的经费预算皆为6180 元，这就意味着该馆每年获得的财政拨款是固定不变的，但物价指数却在上涨，结果就是入不敷出。赵藩决定在开源上下功夫。首先，积极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请款三十一万元整；其次则将铺面进行出租，赚取租金。“民国九年准予第一售书分处添建楼房一院，明楼铺面三间，收入租息以充售书处开支费用。”五月又允许“将馆内一部分船亭听人租赁宴乐，每日租金三元五角”。这些措施大大增加了图书博物馆的收入，经费的改善使赵藩得以逐步推行计划。

图书博物馆人员（图片来源：《云南图书博物馆一览》）

广纳贤才强配置 赵藩上任后，决定加强人员配置。“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赵藩决定在“车头”上下功夫，立即聘请文化大儒、云南历史上唯一状元袁嘉谷为副馆长，协助其管理图书博物馆。袁嘉谷深度参与到《云南丛书》的编纂过程中，充分发挥他以前曾创办浙江图书馆的影响力，多次协助云南图书博物馆从浙江购买古籍，促使《云南丛书》工作取得突破。赵藩聘请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何秉智为庶务长。何秉智在学校即攻读博物专业，1915年担任《国是日报》编辑，是当时省内少有的精通文博领域的人才，他的加入对于图书博物馆无疑是如虎添翼，图书博物馆的近代化发展得以走上正轨。张澍被聘任为管理售书员，专司售书售报工作；博物馆业务由戴承祖负责，为管理博物员，戴承祖曾任第一阅书报分处经理，他对图书博物馆业务甚为了解。管理层既有赵、袁这样响彻国内的大儒坐镇，又有何、戴等深耕图书博物领域的专业人才，全新的人员配备为云南图书博物馆注入了新鲜活力。

强化管理定馆规 “无以规矩，不成方圆”。由于当时大众对于图书博物馆仍了解甚少，尤其对于普通百姓更是一个全新事物，制定适配的规则有助于图书博物馆的规范化管理。据《云南图书博物馆一览》记载，规则计有二十四条，首先就开宗明义，指出该馆以保存国粹、输入文明为主义，凡经史子集及新出图书报纸等广为储藏。但对书报的储藏做了特别规定：“持论平正、不干国宪、不背公理，如稍涉谬妄，煽惑人心者皆屏斥弗取。”对于书报要求区别种类并于书头图背楷书标明，并要求记录图书的来源、刊行抑或是何地购买，对于书报的缺页墨污破坏也要详细记录，随时编入账簿，方便查找。并且入馆者无论身份地位籍贯如何，只要年满十二岁，皆可凭入场券进入图书馆免费阅读。该馆还特别规定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捐赠者，都不许带出书报，保持书报的循环阅览。

对于儿童以前不能进图书馆阅览的遗憾，赵藩决定在原有五大间藏书楼基础上在东西方向各新建楼房6间，作为普通阅书阅报区和妇女儿童阅览区，保证妇女儿童也有获取知识的权利。而且免除了外国图书馆章程中阅览者需要缴纳一定费用维持图书馆运作的旧例，大大降低了普罗大众获取知识的门槛，也间接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同时积极鼓励士绅官商捐献藏书，对于捐书值千百金以上者给予相应奖励。对于阅览参观秩序也做了规定，不得吟诵、高声喧笑、任意闲谈，更不能携带童仆、吸食水旱烟，违者一律请出，这些规定有助于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阅览环境。相应服务措施包括提供免费的茶水，茶冷时可以请求更换。博物陈列所则是破天荒地允许男女同日参观，无疑是时代的一大进步。

这些举措都非常具有跨时代意义，相较当时兵荒马乱的社会环境，图书博物馆成为了一方让心灵休憩的“世外桃源”。据记载，当年的阅览书报人数猛增，是前一年阅览人数的近3倍。

多管齐下提品质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虽然图书博物馆已经配齐基础设施及人员，但真正能让图书博物馆在“质”的方面有所改善的，仍要以图书博物馆的核心为发力点，而其核心就包括图书、展陈物品等。

赵藩立即重启了《云南丛书》的编纂工作，专门成立辑刻《云南丛书》处，聘请了名儒杨继元、张殿甲为名誉审查员。设立总纂一员，名誉总纂一员，专司核定全书体例；编纂审查若干员，负责编定群书，审查去取；搜辑审查若干员，有搜采遗书及去取之责，与编纂相互补充；经理三员，庶务长兼会计干事一员，则负责经费及银钱出入；文牍一员，收发兼记录员、书记若干。《云南丛书》初编待刊者六种，《滇诗文丛稿》定而未编，成者各三十卷。其中已刊《喜闻过斋集》《钱南园遗集》《味雪斋诗文集》以及许印芳的《五塘诗草》《五塘杂俎》《滇诗重光集》等。在此期间，唐继尧带头捐献《大英百科全书》《四部丛刊》各一部，他的行为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仅在1921年记载的捐书就有近百种，同时继续开启购书工作，这些书籍大大丰富了《云南丛书》的资料来源和文本内容。

为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赵藩决定为图书馆每年花费两万元添置图书，分为古、今书两项，古书即为将“四部”古书陆续购置完备。今书则涵盖甚广，主要分为自然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哲学部、文学部、艺术部、职业部、丛书部、杂志部、报纸部、外国语文学部，各部下面又包括诸多类别，例如艺术部有美学、图书、字帖、音乐、戏剧、各种游戏、电影、幻灯、体操、各种拳术武术、竞技及赛会、魔术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博物陈列所在1920年重新修理布置完备，对外开放，同时每年拨发经费一万元，用于添置云南本地物产、各种属性物产，以供参观研究，这为日后博物馆的独立奠定了物质条件。

图书博物馆在赵藩的多措并举下，取得不错的成果，阅览书报人数在1920 年、1921年分别为17178人、23024人，呈大幅上升态势；相应的收入为 47023元、57681元。赵藩在《云南丛书》取得一定进展后，仍不忘推动整个三迤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他主动请求上级批准图书博物馆将旧有存书发送各县一份，作为各县开设图书馆或者阅览室的基础，这一大公无私的举动使得云南文化火种得以赓续延存、遍地开花。

赵藩在诗词上的造诣常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其更是一名实干家，自从他彻底退出政坛后，就将其余生精力放在图书博物馆的发展上，他认为图书博物馆关系国家文化发展，并力图将其打造为“名为无师而实不啻有无数名师”的文化高地，直至1927年在馆长任上溘然长逝。纵览赵藩的一生，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传统，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认同。

（责任编辑 刘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