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从昆明市晋宁县上蒜镇石寨山古墓群中发掘出一枚金印（图一）。此印为方形蛇钮，纯金铸成，重90克，边长2.4厘米，印身高0.7厘米，通高2厘米，钮部为圆雕盘蛇纹，双眼突出，蛇首昂起，背有鳞纹。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双行四字，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三十余年后的80年代，位于云南省最南端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出土了一方印章，通高7.4厘米，正方形，边长6.2厘米。当时因其文字怪异难以辨认，后经专家释读得知是一方极为珍贵的元代八思巴蒙古文官印（图二）。此印现收藏于西双版纳州民族博物馆，整体为铜质方印，印面刻有八思巴蒙古文三行，内容即是“勐往甸军民官印”。 印背刻有楷书铭文，一边是“勐往甸军民官印”，另一边是“中书礼部造，至元三十年二月口日”

图一：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两枚印章是中央王朝与西南民族地区政治关系的实证，也是研究汉代和元代印章制度、西南地区历史和职官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例证。
云南自古以来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是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重要地区。东周至秦汉时期，生活在云南地区的人民被称之为“西南夷”。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图二：勐往甸军民官印（外观及印文），现收藏于西双版纳州民族博物馆。
公元前109年（西汉元封二年），汉武帝以兵临滇，“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汉武帝赐滇王尝羌“滇王之印”，使其继续统领滇民。据《汉旧仪》记载，汉代诸侯王持黄金玺，驼纽，刻为某王之玺；列侯持黄金印，龟纽，刻为某侯之印。同为汉代的官印，“滇王之印”却不同。从印章规格、印文等方面来看，“滇王之印”似乎更符合内臣列侯规格，滇王地位应同于内臣列侯。而滇王持印却不称侯，仍称为王。这体现了汉武帝对滇王的重视，也反映了滇在汉王朝的重要地位。而从虽同为内臣列侯，却为蛇纽印，而非龟纽来看，又能窥探出滇王有别于内地诸列侯。可以说，滇王既是降于汉朝的外臣，却又具有内臣的地位。对于西南地区的治理，汉武帝采取郡县制与羁縻制相结合的二元统治策略，设益州郡，统辖西南夷，郡治设在滇王所在的滇池地区。
“滇王之印”是云南隶属中央王朝最早、最重要的物证，在中国古代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表明了滇与中原王朝密切的政治关系，更是汉时期西南地区融入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
近年来，在出土滇王金印的石寨山墓葬群附近的晋宁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简牍1万多片，其中2000多片写有文字，以汉隶书写公文为主，内容丰富，包括文告、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书信和典籍，涉及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交通状况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批简牍为我们了解汉代如何治理和开发西南边疆提供了新的文献，更进一步表明西汉中央政府已对云南行使治权，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又一个考古实证。
与“滇王之印”不同，元代八思巴蒙古文官印——勐往甸军民官印是中央王朝为地方官署颁发的官职印。元代官印文种主要有汉字九叠篆和译写汉语的八思巴字九叠篆两种。皇帝和皇太后印以及伊尔汗国几代汗王印均使用汉字，而帝师、国师印则用八思巴字，地方各种官署的官职印也是多以八思巴字译写汉语者多。按照元朝造印制度，八思巴官印统一由中枢礼部制造，规格和文字设计非常严格。
八思巴文在元代被誉为国书。其创造者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元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被忽必烈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之后奉诏创制蒙古文字并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颁行全国，称“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文”。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明令“省部台诸印信并所发铺焉劄子并用蒙古字”。八思巴文官印现多发现于北方地区，西南地区除此印外，只在贵州毕节地区发现有一方铜印“雍真等处蛮夷管民官印”，现收藏于毕节博物馆。
勐往甸军民官印是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所颁。印文中的“勐往”，系傣语音译地名，意为“有水潭、湖泊之地”。“勐往甸”应为“彻里（车里）军民总管府”辖属六甸部寨之一。按《元史•地理志》记载，云南行省所辖“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次数”。“彻里军民总管府”，隶属于云南行省，是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所辖三十七路之一。治所在今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一带。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有勐往乡，位于勐海县东北，考虑到此印出土于勐海县，元朝勐往甸应该与该地具有一定的关系。
根据文献记载，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元廷派大军征讨八百媳妇国的过程中，“至车里（彻里）”，招降，不听，进兵攻之，“其地悉平”。从勐往甸军民官印颁布日期早于 “彻里军民总管府” （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设立）来看，元朝中央政府在设立“彻里军民总管府”以前，已在此地开始建立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
对于彻里（车里）所辖甸数以及其详境与名称，史书并无统一记载，学界尚无定论。《读史方舆纪要》载，彻里（车里）总管府下辖“六甸”，但并未说明哪六甸。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根据元代文献考证过车里地区有甸寨九处，但也并未识得其详境与名称。根据立于云南大理的《世祖平云南碑》“云南平，列为郡县，凡总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县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记载，可知云南行省区域内曾设立过六十一个甸部寨，“勐往甸”很可能就是当时的六十一个甸部寨之一。“勐往甸军民官印”是研究元代西双版纳地区职官制度的重要实物，同时也是研究元代西双版纳地区行政区划的重要参考，还是历史上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各民族交流融合的有力证据。
云南历来都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书写了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这个过程不仅记载在文献古籍当中，也反映在大量的出土文物中。官印的赐予不仅表示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略统治，更是边疆地区民族接受和认可中央王朝的实物见证。云南出土的两方印，让我们看到了中央王朝对西南的经略经历了郡县制与羁縻制度相结合的二元统治到土司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看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对于研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 云南·考古卷》编纂成员）
（本文图片由云南省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提供）
（责任编辑  王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