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不再退却　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云南实践

□  文/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窦铮

英国环境史家伊懋可在一本562页的巨著中讲述了野生大象在中国从北到南的迁徙，他的《大象的退却—— 一部中国环境史》一书认为，4000年前，大象出没于后来成为北京的地区，以及中国的其他大部分地区，而今它“退却”至中国西南和缅甸接壤的几个孤立的保护区。近期三星堆考古，大量象牙被发掘，也间接证明了伊懋可关于大象不断向西南“退却”的论述。

但是，近些年来，在江城县发生的大象迁徙，对这个南迁的历史趋向，有了一个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反转——2011年10月，原来生活在景洪的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向北迁入江城，并在此安家。截至去年，随着不断迁入和繁衍后，江城县亚洲象的数量已经增至49头，数千年来大象“退却”的历史在云南南部的雨林边缘，在江城被改写了一笔。

亚洲象因何“北漂”？它们的到来给江城带来怎样的挑战？

▲巡山护林

亚洲象改变着江城

亚洲象，中国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将之列为濒危物种。在中国，亚洲象只分布在云南，而云南则主要分布在临沧市、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州，其总数约200－250头。

“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亚洲象到江城开始于2011年，从那时候起，亚洲象一直就在江城县康平、整董等地生活。”江城县林业和草原局（以下简称林草局）动植物保护部门的白梁芳介绍说，“它们突然来了，我们有些诧异。这里面的原因，我想跟我们江城这些年的环境保护取得的成就分不开。”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位于普洱市南部，其西南部与景洪、勐腊只是一江之隔。野生亚洲象就是跨过这条曼老江而来到江城的。江城年平均气温18.7℃，全县99.6%是山区，森林覆盖率达76.86%，是云南这个“动植物王国”的浓缩版。境内有东京龙脑香、桫椤、大树花生等33种国家级保护植物；有香八角、野三七等1000多种药材；有熊、猴、麂子、白鹇、穿山甲、蟒蛇等200多种珍稀动物。2011年亚洲象的到来，使这个原本就已经很喧闹的动植物的家园增添了一缕新活力，一个江城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形象代言”，当然也增加了一个巨大的“麻烦”制造者。

▲保护生物多样性

野生动物，不一样的保护

江城县林草局对亚洲象的到来尽管有些意外，但还是立即按照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准程序，开展对野生亚洲象的保护工作。这项工作，有几个方面的内容，传统工作必定包括的一部分是，开展宣传，让村民了解野生亚洲象这一濒危物种，提升村民对亚洲象的保护意识。随着近年来人象冲突的问题凸显，宣传力度越来越大，手段也越来越多样。

每年8月12日——“世界大象日”，江城县林草局像给野生象过节一样，在它们聚集的村寨展开宣传。比如，去年（2020年）“世界大象日”，江城县林草局就联合其他机构，在康平镇曼老街村举行了落实到村寨的宣传动员大会。

现场挂着的大红标语提示了人象关系的复杂性，既有传统意义上的单方面的保护，也有江城实践的新策略。“关注亚洲象活动信息，避免人象冲突”“保护亚洲象，维护生态平衡”“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促进人象和谐共存”等。

具体的宣传内容，据江城县林草局的报告，包括了向群众宣讲亚洲象保护和安全防范知识，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及亚洲象保护和防范知识宣传手册》《亚洲象安全防范宣传画》《云南省湿地保护条例》《普洱市2019年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等宣传材料1000余份。

类似的宣传，近年来也正逐步推进到中小学校园，以更加灵活的宣传形式，增进青少年的环保意识和安全意识。2019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县林草局联合县委宣传部，与整董中心完小举办了“亚洲象保护与安全防范宣传进校园”主题活动 ，除现场发放前面提到的各类手册外，学生还参加了“保护亚洲象”主题绘画、作文竞赛，通过评奖，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从小树立环保和生态意识。

江城对亚洲象的保护宣传，跟读者熟悉的环保宣传有些出入。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人们更多是用法律法规限制人的非法行动，避免造成对野生动物的伤害。但是，对于亚洲象的保护，没有那么简单。

当野生象回归后，江城人民好奇一阵子过后就感到事情不妙。江城县整董镇滑石板村，在当地是一个“景点”。野生象从最初的三五头先遣部队，到十几头成群活动，这一带的亚洲象越来越多。到庄稼成熟时，“放眼望去满山坡到处都是亚洲象！”

村民费兴旺是野生象回归的亲历者，6年前他对一家媒体说，2011年10月18日这个日子，他永远记得，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江城亚洲象的时间。当时的江城人把亚洲象视为吉祥物，对亚洲象很有好感。“大象聪明着呢，吃玉米会用鼻子扒掉外面的皮，吃芭蕉也只吃芭蕉芯。”费兴旺说。2011年大象刚来时，即便看到大象在啃食庄稼，村民们也不会上前驱赶。

▲退耕还林业务知识培训

亚洲象身躯庞大，成年象食量惊人，一天要吃100公斤左右的食物。有人认为亚洲象之所以到江城，起初就是因为吃得好。人们以为，它们吃吃就回去，结果没想到它们记忆力惊人，来过以后还会再来，把村民吃到了窘境。

媒体报道说，在费兴旺所在的滑石板村，原本每年为每家农户提供上万元稳定收入的甘蔗田，在野象活动频繁的年份，将近2000亩土地出现绝收。这是江城遭受野生象侵袭受损的一个缩影。

根据保险公司的理赔数据，仅2014年，普洱市（江城、澜沧等有野生象）就因为亚洲象肇事损失粮食作物1844吨，甘蔗1418亩，经济林木28.1万株，芭蕉30.6万株。而承担理赔的保险公司，2011—2014年，连续四年亏损，亏损额达2300万元。野生象的光临，都吓到了保险公司。

起初，村民对野生象好奇，友好，背后还因为相信保险可以解决。但实际上理赔额度不足以弥补损失。有报道称，“橡胶补偿最高仅为一株25元，而一株橡胶的实际价值却至少两三百元，补偿不足实际损失的1/10。”

野生象还带来另一个更恐怖的威胁，那就是攻击人。亚洲象不同于一般的保护动物，体重2.7—5吨，奔跑速度36km/h，与100米短跑运动员的世界冠军速度差不多。野生象并不像泰国电影里那样驯服乖巧，听得懂人话，野生象在云南基本都是放飞自我的“流氓”“地霸”。

“我们意识到，保护亚洲象，不能只是着眼于打击人的非法行为。”白梁芳说，“人象接触时，经常人是受伤害方。”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都发生过野生象伤人事件，在江城，2014年也发生了类似惨剧。面对严峻的现实，江城县积极探索野生象保护和人象安全的新举措。

▲亚洲象保护进校园

难以满足的闯入者

有学者认为人象冲突是因为野生象的活动空间被人群挤压。这个观点适用于解释很多野生动物的保护问题，但针对野生象的实际，可能只说对了一半。

伊懋可在阐述“大象的退却”时，把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环境变迁等因素视为大象不断减少，并退却至云南的主要原因。从历史大趋势看这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具体到江城这样的个案上，情况就有出入。

对江城来说，人象冲突的加剧，直接原因是大象数量快速增长，使得觅食范围不断扩大。而另一个不容忽略的原因反倒来自江城生态保护的良好状态。江城县林草局的白梁芳介绍，由于退耕还林、森林保护被严格落实，近年来江城生态恢复迅速，结果是浓密的树林里野生象喜食的野生芭蕉、藤本科植物大量减少，加上森林变稠密，也不利于亚洲象栖息。

江城县林草局为保护植被，保护动植物的家园，聘请森林资源管护员335名、生态护林员1883名，每天对所负责的片区进行巡山，对于砍伐监督、病虫害威胁以及森林火灾隐患等进行及时上报。这些举措对绝大多数动植物都是一件好事，却把野生象间接逼出了森林。

另外，白梁芳还提醒说，江城少数民族众多，山区土地面积辽阔，过去多采用轮歇式耕作方式。这种模式使得自然植物资源不断更替，为亚洲象提供了足够的食物。显然，现在这种粗犷的耕作方式也已经消失，于是就有了亚洲象进一步入侵人的领地的现象。

人象冲突的直接原因，是食物短缺，基于这样的认识，江城县林草局开始进行一系列构建人象和谐的尝试。

例如建立“大象食堂”。“大象食堂”顾名思义，就是为亚洲象开设专门的“食堂”，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具体方式就是在远离村寨的森林中种植玉米、竹子、水稻等农作物。

这个做法取得一定效果，但也存在改进空间。一个是亚洲象食量大，数量多，种植面积相对不足。所以，目前，仅靠“大象食堂”，这些免费的食客还不能满足，当然也就不满意。另外，这种“食堂”很难管理——没人敢管理，随着亚热带植被的疯长，没有人管理的“食堂”，产量不高，很多农作物未成熟就已经“夭折”。再者，象群的活动轨迹令人捉摸不透，且随着数量的增多，越来越分散，“大象食堂”再建下去也很困难，所以实施两年后这个项目宣告暂停。

在“大象食堂”开展的同时，江城县林草局着手建设食物源基地。具体运作方式是：通过每亩200元补助以及受损后保险公司的补偿机制，鼓励农民申请将自家农田改为“亚洲象食物源基地”。如果亚洲象破坏了农田，那么农民不仅能拿到每亩200元的补助，同时也能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如果亚洲象没有对农田造成影响，在庄稼丰收之后，这些农作物仍由农民自行处理，同时也能得到每亩200元的补助。

这种做法相当于发动了大象栖息地周围的村民共同为大象建立“食堂”，实施效果很不错，不仅为亚洲象提供了更为充足的食物来源，同时保障了农民的经济收入，进一步的结果自然是，使大象的觅食区域，限制在森林与村寨之间，维护了人象和谐。

不过，问题又来了。村民倒是很愿意为大象服务，所以纷纷申请成为“亚洲象食物源基地”，结果是由于经费有限，“僧多粥少”，分配工作难以进行，最终也不得不停办。

为了化解人象冲突，江城县还实施了一个重要举措。那就是建立“江城大象预警平台”，通过聘请熟悉地形的村民担任亚洲象监测员，用小无人机持续跟踪所有野生象的活动轨迹。建立坐标、来向、数量、有无进食、进食食物、活动描述、损坏庄稼、有无伤人、活动路线等信息，整理归档后传入预警平台。记者到江城采访，离开时路过康平，用手机二维码扫描进入的App，就注意到公路附近的丛林里就有野生象活动。而路过的一个检查站似曾相识，仔细一对比，才知这里曾因一头野生象进入公路，吓退检查人员的视频火爆全网。

安全不是问题，发展才是

野生象的到来，让江城改变不小。

在整董镇，小学为了学生安全，专门设置了半天“象假”,把放学时间提前至下午2点。偶尔有大象光顾的村庄，村民的建筑结构也因为大象而朝着更加坚固、安全的方向提升。一部分村寨甚至为了给野生象让地盘，直接撤离。总之，在江城，人们抱着“惹不起，我还躲不起？”的心态，也在渐渐适应人象共居的新生活。

在江城，在人象冲突背景下，保护生态、保护野生动物，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哪一个重要？应该说，两者都重要，所以才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活动中增加的人的安全教育一环。在这个难以完全调和的矛盾中，政府正在尽量做好“调解员”一角。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提出希望云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排头兵的角色。这个嘱托给云南全省生态保护指明了方向。想要成为“排头兵”，注定了云南没有一个可以照抄的完美“答案”。江城现在面临的野生象保护，就是正在突破这个领域现有知识和经验的边界。

采访中，我们得知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比如，经济本就不富裕的江城县，仅2020年一年就保险理赔投入了760余万元。资金不足只是一个方面，保险公司理赔方式也有许多改进空间。比如，农作物在幼苗时遭到象群的破坏，赔偿怎么计算？再比如，现在这个季节江城采茶，因为象群在茶山而耽搁了采摘，这个损失又如何衡量？

野生象保护，对江城来说，不是有钱可以“砸”，甚至也不是用钱“砸”就能摆平的事情。如何发展出适合江城实际的解决之道，“我们还会继续探索，”江城县林草局的白梁芳说，“目前安全已不是问题。”

整董镇滑石板村，是2001年3月从昭通大山包迁入江城的移民村。这近300户1200多人后来分布在滑石板村的5个小组。2014年因为两位村民在野象袭击中丧生，媒体震动。20年前，这些村民为了保护大山包的黑颈鹤而搬迁，为云南的生态事业付出了巨大代价。但随着野生象的到来，他们已经渐渐习惯的新居所又再次面临了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

滑石板村几经波折的命运，只是巧合，但他们的经历却生动展现了云南各族人民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大家园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 

（本文图片由江城县林业和草原局提供）

（责任编辑 刘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