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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奉献怒江文史事业——访怒江州政协文史委原主任李道生

访谈

◆文·图  /  怒江州傈僳族文化研究院  席永财  蒋茜

【导语】

今年86岁高龄的李道生,自1951年进入怒江工作以来,至今已扎根怒江逾70载。他先后在银行、报社、州委宣传部、州政协文史委等多个单位工作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怒江州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亲历者之一。

多年来,他在怒江州文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在怒江民族史、近代史等领域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外界学人及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一大批亲历亲见亲闻的宝贵资料。如今,年近鲐背的李老依旧笔耕不辍,每天坚持工作7个小时以上。他据实直书的治史态度、注重征实考信的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为学精神,以及投身边疆服务各族人民的精神,深深影响着我们。近日,受今日民族杂志社委托,席永财、蒋茜二位老师就工作经历与治学方法等话题与李老展开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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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对象】

李道生,1936年生,云南剑川人,白族,中共党员。历任中国人民银行福贡县支行行长、怒江报记者、怒江州委宣传部新闻科副科长、《怒江文史资料选辑》主编、怒江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等职。出版专著23部368万余字;发表作品300余篇260余万字。主编书籍77部1000余万字;参编图书32部730余万字。先后荣获全国政协优秀文史工作者、云南省政协先进文史工作者、怒江州政协先进文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所主编的《怒江文史资料选辑一至二十辑摘编》荣获全国政协优秀文史资料三等奖。


到最艰苦的边疆工作

今日民族:您出生在剑川县,为什么会到怒江工作呢?

李道生:我老家在剑川县城,上小学时,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是防御、排斥和镇压的,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老师把我们这些有民主思想、反对独裁统治的进步学生秘密团结起来。1948年,12岁的我已经是地下中国少年先锋队员,在进步老师的帮助下参加了读书会,阅读了通过地下渠道送来的诸如《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书籍,学习党的知识、接受党的教育,还参与了反对国民党政府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抗争。

1949年我考上中学,1950年被吸收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哥哥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给我留下了《静静的顿河》《阿里泰到山里去》等苏联小说。书中的苏联有志青年为了保卫祖国而投笔从戎抗击德国法西斯,自愿从莫斯科到条件极其艰苦的西伯利亚工作的事迹,对我鼓舞很大,于是我立志要到最艰苦的边疆工作。

1950年,我考上丽江财经训练班第一期,到中国人民银行丽江专区中心支行工作。1951年,我被送到昆明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第四期会计训练班学习。进修回来进行二次工作分配,我主动提出愿意到最边远、最艰苦的边疆去工作,于是志愿分配到怒江。

读书写作是我的一大爱好

今日民族:到怒江以后,您的生活与工作是什么样的?

李道生:我们进来后,在碧江县(旧县名,1986年撤销)的知子罗办公。当时碧江县刚解放,仅有两所公家房子,一所是县政府、一所是学校。政府要办公,学校要教书,金融机构不是政府机关,我们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住所,只能在民房里借住了两年多。

没有床铺,就从剑川请来木匠,到碧罗雪山上解板子,再把板子扛下来自己做床。那时的碧江没有市场,老百姓没有卖菜的习惯,我们吃的米和菜都要到兰坪营盘街去背,一个月去一次。后来,我们开辟了菜地种菜,盖起猪圈养猪,自行解决生活问题。

最初的工作重点是宣传使用人民币。民国时期,怒江半开(滇币)、法币(国币)、缅币混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使用人民币,但流通不广。我们把人民币的票样粘在板子上,到农村去宣传,教老百姓识别。我们跟贸易公司、盐业分销处合作,帮他们推销商品,一面销售一面向群众宣传:7分钱可以买一斤盐,3分钱一个鸡蛋,卖两个半鸡蛋就可以买一斤盐。经过宣传,老百姓逐渐相信人民币是值钱的,都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人民币不用不得”。人民币有了信用基础之后,便全面禁止旧币流通。1953年开始建立银行,成立了碧江支行,以及福贡、贡山营业所,我被派到福贡营业所当主任。1954年,福贡营业所扩建为支行,改属丽江管辖,我被委任为行长,这年我18岁。

当时,我们既要开展工作,又要自己劳动。下乡工作都是自背行李伙食,爬山过溜,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蛮艰苦的。但我因受党的教育,再苦再难我思想上也没有负担,是完全自愿的。

我喜欢看小说,上学时一下课就躲在墙边看书,周末家都不回地在学校阅览室看书,同时喜欢写作。到怒江后,这些爱好没有间断。怒江报社成立后,我在报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后来被调到报社当编辑记者。1983年,州政协准备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室,我被调到政协工作,负责筹备政协文史组,撰写文史资料编写提纲,向各个地方征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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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第一湾 罗金合 摄

搞文史研究不能怀有功利心

今日民族:请介绍一下,您主编的《怒江文史资料选辑一至二十辑摘编》。

李道生:我深入了解之后发现,当时,关于怒江文化稍成系统记载的只有《泸水志》,贡山的《征集菖蒲桶沿边志》还只是一个征集稿,福贡的《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也只是一个纲要。成文资料就这么多,算起来不超过10万字,这就是怒江史料的起点。怒江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丰富,但没有人来挖掘、整理。我决定把余生时间和精力投到怒江文史工作中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怒江、了解历史。

1984年,由我主编的《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正式出版。后来每年出版两辑,到我退休的时候共出版了24辑。当时怒江的文史资料选辑出版频率在全省与昆明并列第一。

为什么我们要出那么多?刚解放时,怒江境内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4种社会形态同时存在,这在其他地方是极其罕见的。整个怒江州就是一个呈现不同社会发展形态的走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正待发掘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资料宝库。

我在州政协文史委工作了17年,多数时间都在乡下做调查,到农村访问各族各界的知名人士。我每次出去都仔细做调查、认真记笔记,习惯当天整理、当地成稿。因为第一次采访会有很多遗漏,及时整理才能及时发现问题,做补充采访。即便如此,有时候一篇文章过段时间看又会发现新问题,需要再次做田野调查。哪怕是一篇简单的文章,往往也要跑好几次田野,花好几个月才能出成果。这样得出的资料比较实事求是。二手资料我用得少,大部分资料都是自己亲自采访得来。搞文史资料不能怀有功利心,要对社会负责。

到州政协文史委工作后,我们创新搞了个《怒江文史资料选辑摘编》,把所出的文史资料按性质进行分类合编,再集中出版,便于读者、专家查阅。我把1-20辑里面相同的部分做了归类,摘编成上下两辑出版。摘编卷出版后被全国政协评为全国优秀文史资料三等奖。后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也搞专辑征集出版,也许是我们先走了一步。我主编的书有70多本,对这套摘编卷印象最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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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方文史的意义

今日民族:作为怒江近代史、民族史方面的专家,您认为做文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李道生:多年来我们通过走访、征集,发掘整理了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题材和人物,让逝去的历史重回人们视野。我举三个例子予以说明。

杨玉科。长期以来,对杨玉科的评价争议比较大。有人说他是镇压回民起义的刽子手,有人说他是抗法斗争的民族英雄。在我的建议下,州政协组织了一个“杨玉科将军文史资料考察团”,对他的生平事迹做全面考察,出了一本杨玉科史料专辑。他前半生参加镇压回民起义,是有罪的。在国家受到帝国主义入侵,占领镇南关的时候,他率领广武军英勇战斗在抗法一线,大败法兵,数战皆捷,最后战死疆场,他的后半生是抗法英雄。

杨玉科为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付出了生命,同时,他也犯过严重错误。我们要对多面性的历史人物形成定论,要对历史有一个交代。杨玉科的专辑出版以后,我们在州里举办杨玉科大型画展,把收集到的资料整套赠送给兰坪杨玉科纪念馆。

片马抗英。近代以来,片马先后被英日缅占领过,后来回归了。我们在1970年代进行了第一次实地调查采访,发现了勒墨夺扒这个关键历史人物,并到勒墨夺扒的老家、到片马去了解这段历史,通过人物主线弄清楚片马人民抗英斗争的历史事实。1985年,胡耀邦同志到怒江视察,指出片马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值得纪念的,应该立一个碑,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亲笔题写了“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的碑文。

怒江抗日。在怒江抗日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上,我前后花了20多年时间,写过的东西很多,到现在还在关注。1990年代初,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在怒江州搞了一个会员联络站,我是联络站的主任。有一年,学会在承德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邀请我去参加。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战争纪念馆参观时,发现其他地方的史料都有,唯独没有怒江抗战的资料展出。在学术会议上我就呼吁:“在抗日战争纪念馆里面没有看见怒江抗战的资料展出是很遗憾的,怒江抗战的意义不可小视。1942年日军占领畹町、芒市、龙陵、腾冲后,狂妄叫嚣5月份占领昆明、6月份占领重庆。日军抵达怒江西岸以后虽大兵进驻,却始终未能跨过怒江再向东岸前进一步。为什么?那是因为有中国远征军将士和怒江各族人民的联合抵抗,怒江各族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如果怒江江防被突破,不仅云南不保,重庆也将不保。怒江又是全国最早把日军赶出国土的地方,鼓舞了全国抗战的民心士气。我吁请大家到怒江看一看,吁请学会到怒江召开会议。”后来,我们把学会邀请到怒江召开过一次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一本论文专辑。关注怒江抗战的人,书写怒江抗战的论著和影视作品也多了起来。

如何利用历史来服务当下,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没有边疆的稳定,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发生在怒江的历史,我们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并有责任和义务加以研究和保护,真实完整地用文字记录下来。否则,历史和文化就会慢慢遗失,一个地方也将变得没有根基、没有传承。怒江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依靠文化,一个地方的长远发展不能只靠短期、速成、看得见的东西,文化上的东西是长久的、不容易看见的。我们搞旅游建设,真正吸引人、能让人留得下来的一定是文化,没有文化支撑,旅游不会长久。 

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边疆

今日民族:您是较早进入怒江的支边干部,在这里工作、生活了70多年,请结合自身经历谈谈党的民族政策在怒江的贯彻落实。

李道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怒江各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根本原因在于较好地执行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我们来怒江之前,党组织就教导我们:“你们到怒江以后,第一要交朋友,第二要做好事,疏通民族关系。”中共怒江特区工委书记张旭同志给我们作报告时说:“你们到边疆地区工作,一定要对边疆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为他们多做好事,同他们多交朋友。另外,要把他们的痛苦当成是我们的痛苦。”这些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1952年冬,我跟随裴阿欠(怒江州首任州长)带领的工作队下乡,为缺衣少穿的贫苦农民发放救济寒衣(布)。当时老百姓很穷,国家关心群众疾苦,发放口粮,助农民度荒;发放铁农具,助农民生产;发放寒衣,助农民过冬。我们到村子里,看见很多农民还穿着一件不能御寒的麻布单衣,个别人家只有一两套衣裳,出门时几口人换着穿。工作队一面宣传政策,一面发放救济,进村入户访贫问苦,同群众交朋友。

正因为党员干部有这样的作风,老百姓逐渐接受党、相信党、相信政府。党和政府对各族人民关怀备至,吃的、穿的、用的都顾及到,或发放救济、或廉价供应、或减税免税。比如,兰坪喇鸡井的盐出厂价是7分钱一斤,人背马驮十来天运到碧江,卖给老百姓还是7分钱,运费、税费都免了。贸易公司的商品都是廉价的,国家给商业部门补贴,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怒江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经常为一小点冲突就要械斗,我们进来的时候听到不少,但是之后很快就没有这些纠纷械斗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得像一家人。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了边疆,驱散了阴霾迷雾。

要把心交给地方

今日民族:怒江的发展离不开像您这样的支边工作者,您对以后的支边工作者有哪些经验要分享?

李道生:到怒江就要把心交给这里。怒江的百姓是淳朴的,只要跟他们交心,他们就把你当成自己人,真诚对你。我在怒江工作、生活了70多年,除了走路遇上落石或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以外,从来没有遇到过人为制造的安全问题。我经常对外宣传怒江的美丽,请内地人来旅游,支援怒江建设。我最近写的报告文学《啊!怒江》里面就有对怒江的一些宣传。

在怒江这个地方做研究,要看到贫困与落后的现实是自然和历史原因造成的,要用唯物、前进、正面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这里的各民族并不是自甘落后,应该抱着一颗同情的心来看待这里的生产生活条件,抱着关爱的心来对待这里的人民。

1958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我在一个村里待了一年半,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对我相当好。有一次,我因为感冒没有出工,在家里躺着,我住的主人家硬逼着我到碧江去看病。

“兄弟,你这个病相当严重,一定要到碧江州医院(当时怒江州人民政府驻碧江县城知子罗)去治疗,要不然危险得很。你要听哥哥的话。”

“没有,只是感冒。”

“不行不行。我已经雇了一头毛驴子,你骑着,我两兄弟今天就走。”

主人硬要我走。我俩到区公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一直走到有个热水塘(温泉)的地方,那有个岩洞,我俩在岩洞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到碧江州医院。

我记得到医院那天是1958年8月15日,刚好就是茶树明匪帮从缅甸纠集了100多个人来碧江九村窜扰的日子,匪徒杀害了我们的几个下放干部,抢劫了贸易小组,无恶不作。对土匪的窜扰预谋,事前在民间已有传闻。我住家的主人知道了这个消息,设法悄悄把我转移到碧江。结果到碧江的当天夜里,我所下放的村子就出了事。事后我才知道,危急时刻是怒江的农民大哥救了我一命。不久,窜扰碧江的茶匪在我公安部队围剿下很快被歼灭。怒江人民对我是有恩的,我非常感激。后来,我曾有机会调到昆明或调回剑川老家工作,但我不舍得走,已把怒江当作一生的叶落归根之地。

我15岁到怒江工作,但是在家乡结的婚。我爱人一直在家乡工作,照顾岳父岳母和孩子。除了每年回去十几天外,我基本都在怒江。家中的几个孩子都是我爱人养大的,我们两地分居18年。直到1980年,家人才搬到怒江,大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了。他们来了以后,我因为工作,家里的事情仍然顾不了。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太重要了,不然我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工作。对爱人和子女,我是有亏欠的。

我退休后的23年中,有20年分别被社科联、文史委、方志办等单位返聘,几乎每天都在电脑旁边写作或者读书学习。听党的话,不忘初心,活到老,学到老。

(责任编辑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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