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读《南诏大理国兴衰史》
延续500余年的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以云南为中心建立的两个政权，也是西南边疆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地方政权。长期研究云南区域史、西南边疆史、中国边疆治理史的著名历史学者、云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方铁新作《南诏大理国兴衰史》（岳麓书社2023年出版），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该书以50万字篇幅，阐述南诏、大理国崛起、兴盛及衰亡的过程，包括南诏、大理国兴衰的时代条件，南诏与唐朝、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南诏、大理国完成云南地区的局部统一，南诏、大理国的历史贡献与局限，南诏、大理国的深远影响与唐宋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等问题。
该书的创新之处，一是从兴衰变迁的视角研究南诏、大理国的历史，得出边疆与内地相互离不开，边疆政权之下云南地区的较快发展为元代全国的大一统创造了有利条件等具有重要价值的结论；二是采用了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作者综合从内地看边疆、从边疆看内地两种视角，应用区域史、整体史、历史时段的方法，较深刻地分析所研究的问题。“区域史”指在全局视野下以云南地区、西南边疆为研究重点，横向剖析与纵向跟踪相结合，既弄清南诏、大理国兴衰有关的情形，同时将研究对象置于全国的视野下考察。“整体史”重视历史演进的全局性、内外部关联与动态性改变，具有重视历史演变的动态过程、研究对象与相关因素的复杂联系等特点。“历史时段”将历史过程划分为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重视不同时段的区别并进行贯通性的研究，注重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与演变线索。该书出版后受到欢迎，不久即重印。
《南诏大理国兴衰史》深入阐述了云南地区以及云南与内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成功构建，不仅得益于政区管辖的确定及完善，还表现为通过内地与边疆不间断的交往交流交融，内地文化在边疆得到传播并被认同。元明清时期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大量迁徙，并与边疆诸族实现融合与重组，推动边疆与内地牢固地实现结合。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确立并趋巩固，深层原因是华夏文明的内聚力不断增强，同时不断吸收其他文明的因素，通过渐次的积累发展为质量上的突变，进而形成强大的中华文明，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南诏大理国兴衰史》在上述方面有精彩的阐述。
《南诏大理国兴衰史》指出，通过交往交流交融的途径，外来移民与云南本地民族逐渐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宋元为界，云南地区民族融合的过程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外来移民与云南本地民族的差别较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移民逐渐融合于云南本地民族，形成白蛮等新的地方群体。在南诏统治的254年间，数十万内地汉人以战俘等身份落籍云南地区，增加了云南的劳动人口，也传播了内地的经济文化。大理国对中原王朝有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与唐代以来云南本地民族大量吸收迁入的汉族人口有关。元明清时期大量内地人口移居云南，融合白蛮等本地民族正式形成云南汉族，逐渐构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彼此离不开，相互交融形成整体的格局。云南古代民族的融合，为我国各民族融合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
南诏、大理国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南诏大理国时期，其实现了云南等地的局部统一，并通过交流、战争等途径增进了与内地的联系。云南地区出现过两次文化发展的高潮，分别在汉晋时期与南诏大理国时期。比较这两次发展的高潮，无论是发展的广度与深度，还是涉及的地域范围与产生的影响，后一时期更为突出。南诏、大理国对内地文化积极学习和吸收，逐渐形成南诏、大理国的多元本土文化。南诏通用汉文、白文两种文字，汉文在农业地区通用。南诏所撰3800余字的《南诏德化碑》，全面叙述前期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及天宝战争发生的经过。以汉文写就的碑文流畅典雅，用典深奥。长幅《南诏图传》的文字亦用汉文写成。南诏的君王、清平官大都有较高的汉文素养，一些人有汉文写的诗文传世，反映了内地文化对云南地区的深刻影响。
南诏、大理国对中原王朝有强烈的政治认同感，希望归属中原王朝，或与中原王朝保持亲近友好的藩属关系。南诏王族自诩“家世汉臣，八王称乎晋业；钟铭代袭，百世定于当朝”（《南诏德化碑》），并以此为荣。天宝战争中唐军被南诏打败，南诏王阁罗凤立碑于国门，言不得已反叛，将来复归唐朝，后人须指此碑以还南诏清白。南诏的统治制度大致以唐朝为圭臬，同时有所增益。南诏设计统治制度，受到唐朝降臣郑回等人的帮助。794年南诏与唐朝和好，南诏送大臣子弟至唐朝为质，唐朝在成都建馆舍安置，“教以书数，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数十年间就学者有数千人。南诏子弟赴成都求学，唐朝官府礼待情深，赠书籍供其习读，“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回云南牒》）。可见儒学是南诏子弟学习的重点。在唐朝、南诏交恶期间，南诏向被俘的唐朝官吏学习内地文化，或通过战争俘获唐地人口，继续获取内地经济文化的营养。两宋时期，大理国多次遣使至宋朝求赐典籍。宋哲宗时，大理国王段正淳遣使至宋求赐经籍，共得69家药书62部。宋宁宗时，大理国又遣使至南宋求赐大藏经，获得1465本，归置大理五华楼。
云南与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多方面的。南诏后期佛教兴盛，兴建佛寺、佛塔或从内地聘请工匠。大理崇圣寺的千寻塔，以及今昆明的东寺塔与西寺塔，均在内地工匠的参与及指导下建成。南诏修建的城镇，规划、建造风格亦深受内地影响。除一些唐朝将士因征讨战争落籍云南外，还有一些百姓是自发迁入的。1074年成都人杨佐赴大理国联系买马，进入其境见山民耕种梯田，杨佐等以夷语相询。有老翁垂泪称乃四川汉嘉耕民，皇祐间因饥荒迁至此，不想复见家乡人！杨佐一行受到大理国的热情接待，宫廷派遣“头囊儿”来客馆相伴。“头囊儿”为南诏自成都掠来士人的后代，大都聪明俊秀能通汉语，在大理国颇受优待。据现存楚雄的《护法明公德运碑》，作者自称宋朝进士，迁至云南16年，受大理国贵族高量成的关照，视同族辈之人。
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除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层面进行，还受到相关王朝统治的影响，且产生的作用十分深远。《南诏大理国兴衰史》指出，南诏、大理国施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治策。南诏处理民族关系奉行实用、灵活的原则，在南诏的统治下，民族压迫与民族合作交融并存，总体趋势是各民族相互交融，有利于共同发展。大理国在农业地区层层分封施行统治，对边疆诸族则仿照中原王朝施行羁縻之策，承认东部三十七部与西部景昽金殿国的地位，保留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利，较好地处理了白蛮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南诏、大理国的民族治策，既有利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元朝统一云南地区，首创并推行以吸纳各民族为特点的土官制度，便是以南诏、大理国相对开明的民族治策为基础。
《南诏大理国兴衰史》饶有新意，也有若干不足。如关于云南各民族基层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叙述较少，南诏、大理国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略显单薄。但瑕不掩瑜。总体上来看，《南诏大理国兴衰史》立足点高，视野宏大，研究细致深入，文字清新可读，既是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想教材。
（作者为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史专业博士）
（责任编辑 纳梦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