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党史里的民族团结进步
◆文 / 龙成鹏
播下种子
在宁洱县，与“民族团结园”一步之遥的普洱中学，曾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云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思普区新文化运动兴起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发源地”，为思普地区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到了江城，成为江城党的事业的开创者。
▲李晓村
李晓村是其中最早的一位。他出生于1909年，1924年考入第四师范，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29年开始，他先后四次来到江城，在江城深入各民族村寨开展工作，是这位年轻的地下党员走向社会，成长、成熟的重要阶段。
1929年1月，毕业前夕的李晓村利用江城的亲戚关系，步行到江城开展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江城调查。当时江城有很多茶商，同兴昌茶庄是其中比较大的一家，老板潘德初就是李晓村的堂姐李琴美的丈夫，李晓村和堂姐感情很深，他第一次的江城行就用了走亲戚这个正当理由。
李晓村第二次到江城是1929年冬，已从学校毕业的李晓村受党组织派遣，正式到江城开展工作。1929年江城建县，为发展教育，江城筹办师资训练所。李晓村赶上机会，被教育局聘为这个短期培训学校的教员，由此，在亲戚关系外，他有了更为正当的社会身份作掩饰。
这期间，李晓村利用节假日，邀约教师、同学去县城附近的大新寨、三家村、迭甲等村寨开展社会调查，结识了当地一批彝族、哈尼族朋友，增进了党组织对江城社会各阶层的了解。（《中共江城地方史（第一卷）》，P19）
在学校的工作，李晓村也做得很出色。上音乐课时，他“经常教同学们唱《苏武牧羊》《送别》《满江红》等”，以激发民族情感、爱国精神。他多才多艺，用省教育厅奖励的脚踩手风琴给学生伴奏，为这个边疆小城带来了新文化、新思想。（刘灿华：《同兴昌茶庄兴衰史》《江城县文史资料（第四辑）》，P176）
1931年2月下旬，李晓村第三次到江城。这一次工作任务比以往更紧迫。几个月前随着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等同志牺牲，云南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虽然断了联系，思普区地下党仍坚持斗争，计划组织农民搞武装暴动，为此李晓村跑到江城借枪支。
他继续住在堂姐夫潘德初家，且同样找到教师的工作——在县立高初两级小学担任教员，且和上一次一样，他继续“利用星期日到三家村、大新寨、迭甲等寨子找原来熟悉的哈尼族、彝族朋友谈心叙旧”，调查了解民间枪支的情况。（《中共江城地方史（第一卷）》，P20）
5月初，借到一支独响枪和一支毛瑟枪后李晓村返回普洱，结束了第三次的江城之行。但此时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普洱党组织的重要开创者杨正元在4月20日起义中被捕牺牲，返回宁洱家乡的李晓村也在5月13日被表弟黄元吉诱捕。在生死存亡关头，李晓村的父亲在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支援下，闯入关押地，斧劈黄元吉，救出了李晓村。获救后，李晓村父子为躲避通缉，选择避难江城，由此开启了他此后十余年间隐匿边疆的传奇生涯。
他先是隐居在大新寨彝族农民家，而后逃到中老两国交界的大山中隐居。因不幸染上疟疾，不得不潜回大新寨治疟疾。几天后，消息走漏，他们连夜冒着大雨骑马逃到宝藏。在宝藏熟人家藏了十多天后，再度离开，最后离开江城辗转到车佛南（今景洪、勐海、勐遮）、澜沧、孟连、阿佤山一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以及党的理想信念在边疆民族中间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在中英滇缅勘界斗争、参加抗日游击队、1950年普洱边疆民族代表国庆观礼、1951年1月1日建立民族团结誓词碑等重大历史时刻都有他的身影。（《第一个进入江城的中共党员——李晓村》，来源“三江经纬”公众号，2019-09-11；《中共江城地方史（第一卷）》）
▲罗有祯
血染江城
江城党组织的发展，李晓村留下的是火种，两年后罗有祯的到来，让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罗有祯比李晓村小1岁，和李晓村、牺牲的杨正元一样，毕业于云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罗有祯与李晓村关系密切，受其影响，经其介绍，1929年加入青年团，后又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罗有祯到江城是1933年初，他们在江城的工作有不少相似之处。
罗有祯也选择了教书这个行业，同样在教书之余，深入江城各民族聚居的农村，了解疾苦，交朋结友，既传播现代知识，又传播党的主张，还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
1930年代初的江城，社会风气很保守。一个证据就是1930年李文新当县长后，治理江城的功劳，便包括严禁缠足。缠足在民国建立后已经以法令形式全国禁止，但推行至江城却比较迟缓。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罗有祯还是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了一系列斗争。
据《中共江城地方史（第一卷）》介绍，罗有祯在学校，“不仅向学生传播文化知识，而且进行进步思想教育。他在向学生讲述语文等课程的同时，还教唱反映农民痛苦生活的《暴雨》《可怜的秋香》等歌曲，启发学生对旧社会的认识，唤起其对农民的同情”。
针对知识青年，罗有祯“广泛接触”“广交朋友”，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一些进步书籍，借给他们阅读。于是，在罗有祯周围，逐渐凝聚了一些江城的进步青年。
罗有祯也组织学生到江城附近村寨开展社会调查，常去的地方有彝族人口较多，且群众基础比较好的三家村等村寨。除了调查研究，他还“积极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运”。在三家村等地，他“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主张，号召大家起来反对封建统治，反对苛捐杂税”。最后，他们组织了三家村一带的农民到县城向县政府请愿，反对各种税收。
请愿事件是一个转折。罗有祯和几位同志因为这个事件，被以“共党嫌疑犯”罪名抓捕，一些进步学生也被传讯审问。关押两个月后，朵把的一位地方进步士绅（李明芳），把罗有祯等人保释出狱，随后，1933年秋，罗有祯被迫离开江城。
离开江城后，罗有祯继续在江城邻近的宁洱开展工作。1934年春，党员骨干和“互济会”领导人在宁洱勐先太阳村开会，商议暴动事宜。他们的计划是3月18日在勐先回龙街起义，接着攻占江城县勐野井盐场，然后集中兵力攻下江城建立根据地，再后向思茅、宁洱和车里（景洪）、佛海（勐海）等地发展。
这个计划一部分被付诸实践。3月18日，起义在勐先爆发，24岁的罗有祯担任总指挥。起义部队发展迅速，先是200多人发展到500多人，在攻入江城后不久，又发展到1000多人，随后转战宁洱、江城、墨江、景谷等县的几百里范围。一部分计划没有实现，他们没有攻下江城县城，江城县也未能建立革命根据地。不过，4月13日起义军发起的两次对江城勐野盐厂的战斗，是这次短暂的起义中最为有名的战绩。他们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攻下盐厂，击毙盐厂董事和警卫队长等6人，缴获步枪30余支，银元6000余元，缴获的食盐、粮食还被他们分给了当地老百姓。江城的胜利，使这支农民起义部队空前壮大。
起义震动了云南省政府，随后便遭到了由宁洱、墨江、思茅、景谷、江城五县联合成立的“联合剿匪指挥部”绞杀。指挥部以两个正规营兵力协同五县民兵团“围剿”起义部队。6月初，罗有祯、罗承美在宁洱被叛徒杀害，失去领导的起义军于1934年8月被镇压，坚持了半年的起义最终失败，几十位被俘的战士被拉回江城惨遭杀害。（《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P157-158；《中共江城地方史（第一卷）》，P21-23）
这次起义是在云南党组织遭受破坏的低潮时期发生，“参加这次暴动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在云南早期地下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中是不多见的”，连反动当局都惊呼“实属骇人听闻”。权威党史《中共云南地方史》对此高度评价，这次起义“鼓舞了被反动派打散、被迫潜伏在各地的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和必胜信念，为后来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革命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杨正元烈士是普洱地区党组织的早期开拓者
共有精神家园
在江城，这段历史留下的宝贵经验可以通过15年后，1949年三家村的建政得到印证。
1949年3月19日，江城地下党派工作队深入三家村开展农村建政工作，这个村子之所以被首先选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过去20年来留下了红色基因。李晓村曾在这里工作、生活，罗有祯更是把当地各族群众组织成一支团结起来反抗苛捐杂税的革命力量。1934年的勐先起义，更是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最终以流血牺牲的代价点燃了江城各族人民对新社会的梦想。所以，在江城全境还未解放的情况下，三家村这个有着红色传统的彝族村寨，率先建立人民政权，成为引领全县农村建政的示范担当。
据《中共江城地方史（第一卷）》介绍，工作队积极争取当地的民族上层、宗教人士和各族群众支持，大力开展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生产自救、借粮度荒，反对逼租逼债、敲诈勒索和“三征”等工作。这些工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他们给工作队提供食宿，反映情况，配合工作”，使建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三家村创下了江城党组织发展和新政权建立中的两个第一。其一是少数民族党员最早诞生在这里。3月19日工作队进驻，20天的努力，就成功发展了罗永昌、杨生发两个党员，他们是当地彝族，成为江城历史上第一批少数民族党员。这短短20天，三家村还组建了几个社团组织，有4个贫农团，3个农会和儿童团，并最终创造了另一个江城第一，即建立起杨生发为生产委员，宗教人士普光前、普光福为调解委员，共14名委员组成的第一个江城村级人民政权。
三家村政权的建立，对全县各族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周边村寨的贫苦农民纷纷找工作队反映情况，要求迅速派人帮助他们建立政权。三家村建政后，同样是李晓村等地下党员活跃过的大新寨也率先建立农会，彝族农民普照全当选为农会会长。此后嘉禾、曲水等地农村，也仿效三家村、大新寨，推进建政工作。
三家村的革命印记，在今天江城的党史工作中还有保留。2010年三家村小学这个当年李晓村等人活跃过的遗址，被江城县列入红色基地加以保护。有资料说，三家村小村，“是最早进入江城的共产党员李晓村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之一……也是省立江城第一小学，是江城的文化‘老区’”（《关于保护利用江城县革命遗址的思考》，来源：“普洱党史”网站）。据整董召存信纪念馆的资料，召存信11岁时（1939年）被父亲送去这所小学读了4年书，这里是他接受新学、汉语言文字教育和增进爱国主义信念的地方。
2013年江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启动后，江城县委、县政府明确提出要发挥红色革命遗址的示范引领作用，尝试把党史、党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结合。三家村小学和勐先起义中江城勐野井战斗遗址、山神庙丫口遗址等构成了江城各族人民红色历史的宝贵记忆，成为促进江城各民族团结进步，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宝库。
（本文图片由江城县民族宗教局提供）
（责任编辑 刘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