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优良作风 坚守实事求是——读《孙雨亭民族 工作文集》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民族关系亲密融洽,民族工作成绩突出,这是云南最可宝贵的财富”。1950年云南全境解放，面对当时云南民族关系复杂、边疆危机重重的情势，党中央始终心系云南，在云南开展了大量促进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的工作，初步形成了云南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局面，为边疆民族地区巩固国防、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基础与积累了经验。

《孙雨亭民族工作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包括了40余篇文章，是孙雨亭同志在民族工作方面的讲话、报告、文稿的合集，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末期云南民族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各项政策的产生背景，是老一辈云南民族工作者呕心沥血推动云南各民族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生动体现。今天，云南各族人民已经进入小康社会，新一批民族工作者继续在这里挥洒青春，而老一辈民族工作者的智慧与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

一、孙雨亭同志简介

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民族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千千万万为此鞠躬尽瘁的民族工作者。正是他们不辞辛劳，把党中央的民族政策送到边疆各民族地区，再将各族群众的心中所盼付诸现实，才能成就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民族工作的辉煌成绩，并为今天云南民族工作的优异答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孙雨亭就是其中一位。

孙雨亭，学名孙云生，1911年出生于山西夏县。1924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翌年，“五卅惨案”发生，激发起他对帝国主义的愤懑和爱国主义热情，随即参加了“运城沪案后援会”，在此期间，孙雨亭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坚定了他用马克思主义救赎中国的决心，便与志同道合的同志在运城成立了反帝爱国组织“读书会”。1926年，经中共山西省委负责同志王鸿钧、崔锄人的介绍，孙雨亭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担任共青团运城书记，并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后，孙雨亭开始以中共党员的身份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中。1937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牺盟会”，任中共夏县临时县委书记；1938年，任“公道团”团长，组织夏县游击支队，1940年孙雨亭带领该游击支队参加了“百团大战”；1941年，任南进工作团团长，跟随周希汉“南进支队”到各地组织群众建立抗日团体；1942年，孙雨亭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时，不幸被日军“扫荡”入狱。在狱中，孙雨亭与其他同志一起秘密组织党支部，与敌人艰苦斡旋、顽强斗争，并在1943年6月带领20多名被俘于日军狱中的党员同志顺利越狱，回到了党组织的大本营——延安。

在长期的革命经历中，孙雨亭学习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运用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1949年9月，孙雨亭随军南下，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952年，任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共西南局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55年，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边疆工作委员会书记，并先后担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孙雨亭调任云南后，长期负责民族工作，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始终坚守着云南民族工作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的优良工作作风，为云南民族地区的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

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民族关系极不平等，各民族之间不仅存在着复杂且尖锐的民族关系，而且经济情况、社会发展程度都有较大差距。例如，德宏地区的傣族与景颇族。傣族居住在坝区，水土丰美、物产丰富，傣族土司居住在精美的小洋楼，享受着钢琴、咖啡机、进口小轿车等“洋”货；而景颇族多数居住在山区，物资贫瘠，多数群众仍以“刀耕火种”开展生产，景颇族山官太太则衣着简朴，甚至要和雇工一起下地干活。1950年云南解放后，在党中央的关心下，中共云南省委根据云南实际，领导大批民族工作者和各族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工作，有效地疏通了民族关系，实现了民族平等团结，“坚定不移地领导和帮助各少数民族人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第37页）

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保证党对民族工作的坚强领导。孙雨亭在《文集》中提出，“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党政领导机关必须切实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和加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民族地区一切部门都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第95页），才能真正解决边疆民族地区的问题，引领边疆各族群众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云南复杂的民族问题，党中央始终心系云南，提出：云南民族工作要遵循“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为云南制定符合实际的民族政策，有序开展民族工作，巩固和扩大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基础和群众基础指明了方向。此后，为了让各族群众了解党的政策，让党中央和各级机关能够制定符合各族实际的民族政策，党中央以“派下去”“请上来”的形式，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深入云南，组织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和内地其他城市参观访问，组建民族工作队宣传党的政策、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有效地疏通了党和各民族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上层和普通群众间的关系，为“慎重稳进”工作方针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的有效实行，提供了前提条件。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引领民族工作开展。孙雨亭在《文集》中总结道，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云南民族工作健康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这是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关于民族工作的正确指示取得的。特别是对边疆民族地区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土地改革的办法，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唯物地辩证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典范”。（第9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云南各民族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情况，经过实际调研，党中央和云南省委坚持“从各民族的实际出发，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进行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第4页）即在内地民族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在边疆除了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的民族地区外，不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创新性地制定和实施了“直接过渡”政策，通过互助合作运动，实现了多个“直接过渡”民族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步”跨越。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注重各民族特殊性的同时，坚持带领云南各族群众共同迈进社会主义社会，深刻体现了当时“党解决民族问题最根本的原则”，即“一切民族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党在领导各少数民族向社会主义前进中，又必须充分注意民族特点”。（第37页）为在各民族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真正意义上实现民族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云南智慧”。

从1950年云南全境解放以来，云南各族群众的生活、各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情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民族工作才能取得巨大成就，才能实现各民族团结平等、共同繁荣；只有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走出一条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顺应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孙雨亭在《文集》中所强调的，“几十年的实践，对毛泽东同志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小平同志的求实精神有着真实而深切的感受，使我真正感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原则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把我国的民族工作搞好。”（第2页）

三、走好民族工作中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各族群众之间不平等不平衡的经济、社会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坚持从“做好事，交朋友”开始，同各族群众交流、沟通，与各族群众建立友好的关系。

用真心实意打动民族群众，唤醒各族群众自立自强。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民族工作队到达各族聚居地时，面对各族群众在农田里、生活上、治病中遇到的困难，工作队员十分迫切地想要帮助各族群众，但由于长期的民族隔阂，各族群众对工作队员存在一定的顾虑，不愿接受帮助。对此，工作队员们秉持着尊重各民族意愿，“无论办什么事都要取得本民族同意”的原则开展工作。孙雨亭在其文中这样记录道：“首先要使兄弟民族感到是真正的尊重，而才愿意接近我们。一件事该做不该做，要根据兄弟民族的意愿来决定。”（第11页）通过“真心诚意地帮助”各族群众，民族工作队员与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为了更好地引导各族群众发展，工作队坚持“不以包办代替帮助，不以帮助者自居”，积极引导、启发各民族自己动手，激发出各族群众的“民族自主意识”，在充分尊重民族意愿的基础上，不断引导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让自己当家作主”。（第11页）

从各族群众实际出发，做好边疆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众所周知，鉴于解放初期云南社会经济形态、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复杂，土地改革在云南是分门别类地开展的。在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则是以“和平协商”形式开展的。《文集》中即记录了“和平协商”政策的诞生：在开展土地改革之前，经过深入调查和反复讨论，党中央和云南省委决定在云南边境的哈尼族和傣族地区开展“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同时，中共云南省委反复强调，“在改革开始前以及在改革中，必须安排好各个方面，然后去发动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需要照顾的给予照顾；肯定不改革的地区，应公开宣布，安定人心。”（第7页）

然而，改革的进程中，由于参与改革的同志多数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仍以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来做民族工作，因此发生了几件急于求成的事件。对此，孙雨亭同志专门为此提出：“在对土地改革的指导上，我们既反对忽视统战工作，不注意团结教育民族上层，总想突破‘和平改革’界限，认为只有采取老区经验，彻底发动群众才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左’的思想。同时，也防止认为既然是和平协商方式土改，只需依靠行政命令分配土地，而不去发动群众的右的思想，在改革中注意防止和克服这两种思想倾向，从而保证改革的正常发展和胜利完成。”（第8页）此后，工作队的同志更改工作方式，以耐心和团结的工作方式，重新开展改革，最终顺利完成了民族地区的“和平协商”土地改革。

依靠群众自觉，建立边疆民族团结新气象。《文集》中记录了许多新中国成立初期省委、省政府有关边疆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政策与要求，可以看出云南民族工作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进而与边疆各族群众一同建立起了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新局面。自云南全境解放之日起，中共云南省委始终强调“改革必须是民族的自觉行动，判断一个地区是否具备进行土地改革的条件，不但要看人民群众是否有要求，还要看民族上层是否同意进行改革”。（第7页）并且在“改革中必须坚决依靠群众”，积极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摸清他们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求什么和顾虑什么”。（第20页）

通过广泛地依靠群众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后，云南的土地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树立了以雇、贫农为领导核心的农民优势，团结和发动了整个中农，加强了农民内部的团结。”（第31页）正如《文集》中描述，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不仅废除了封建领主、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一系列的封建剥削，而且由于很好地依靠了群众的力量，整个过程中有效地组织和发动了农村群众，并培养了一批民族干部，建立了一批农村党、团组织，“从而使边疆出现了新气象，各民族的社会政治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第31页）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逐步加强，呈现出与解放前大为不同的新局面。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民族种类多、民族问题复杂，早在20世纪初，党的革命先驱就在这里开展民族调研、推行民族平等。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国家始终重视云南民族问题，率先在云南派出和培养了大批民族工作干部、开展了大量民族工作实践，实现了云南多个少数民族“一步跨千年”，绘出党带领云南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共赴繁荣的美好画卷。党在云南民族工作中取得的成就为我国民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带领云南各族人民团结协作的事迹为云南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这其中离不开像孙雨亭同志一样为云南民族工作鞠躬尽瘁的民族工作干部，离不开他们深入民族地区，从各族群众和当地实际出发开展的工作实践。

[本文系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云南研究基地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做好云南统一战线的经验启示研究（1949-1956）”（2023YNDXZZJD01）]  

（责任编辑  刘瑜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