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对新中国成立初期 云南民族工作的贡献

云南民族工作取得的成功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宋任穷对民族工作的探索与实践无疑是重要的一笔。新中国成立初期，宋任穷受中央指派赴云南，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带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云南。在云南开展工作的两年时间里，宋任穷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推动了云南民族工作的良性发展，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族团结新气象，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地区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巩固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任穷对云南民族工作的探索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云南开展民族工作的宝贵历史经验，对当下民族工作的开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宋任穷和小演员们亲切交谈（图片来自网络） 

宋任穷作为云南省委第一任书记，其民族团结的观念始终围绕着各项工作的开展。根据少数民族的利益与意愿，他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工作，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开发边疆、建设边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促进云南民族工作的典范，为我们今天正确地贯彻实行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民族关系，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1909年7月，宋任穷出生于湖南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高小毕业后，他进入了小学当教员。由于自己生活困难，对地主就不满意，在学校里也听到了教员们（其中夏明翰、陈昌甫、陈作为等都是共产党员）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残酷的社会现实激发了其强烈的爱国情怀与爱民热枕。于是1926年，在同学熊振华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任浏阳县冲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区党委宣传委员兼共青团特支书记，并积极投身农民运动，组织带领农民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地，减租减息减押，在斗争中加强了为民而争的信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担任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8月，他率骑兵和一个独立支队，奔赴冀南，开辟了平原抗日根据地。第二年，他全面担负起领导冀南区抗战的重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全面抗战中，他作为冀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军事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领导冀南军民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宋任穷按照中央的指示，继续在冀南地区担任军政要务。1949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安徽军区政委。他带领安徽人民组织数十万民工日夜赶送粮食，筹集渡江船只，支援渡江战役，推动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同年4月，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协助刘伯承同志进行接管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宋任穷对民族工作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年6月，为进军西南做准备，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议，成立了以他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于10月率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经河南、湖南，挺进大西南。

新中国成立后，宋任穷任二野四兵团政委、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军区政委、西南军区副政委。他与省委的同志们一道认真贯彻党中央针对云南实际提出的方针，严格执行各项政策，加强民族团结，明确提出“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工作方针，尊重宗教信仰，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社会局势，使云南出现了党、政、军、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各民族和睦相处，社会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一、待之以诚，改造卢汉起义部队

云南的和平解放，减少了因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为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解放全省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利于民族团结。同时，和平解放必然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和困难，加重了解放军对卢汉及其所属军政人员的统战工作和团结改造工作，增加了工作的复杂性。1950年1月19日，中央批准了西南局关于处理云南问题的方案，并作出了重要指示。中央和西南局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在云南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处理，经过双方协议，作出决定，凡是卢汉不愿办的事均不要勉强办，切不可我们一方单独决定，硬性执行。在未与卢汉达成协议以前，一切维持原状。云南情况比川康复杂，处理云南问题的办法要比处理西康问题略宽一些。必须给卢汉恰当的照顾，对卢系人物的教育改造要不惜功夫做到仁至义尽。在中央和西南局的具体指导下，宋任穷制定了接管工作纲要，对卢汉充分尊重，事事协商，待之以礼，相见以诚，同时着手对昆明进行了接管。由于宋任穷在接管南京时积累了许多管理经验，对昆明的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接管工作从1950年3月4日开始，军管会下设军事、政务、财经、工业、交通、文教、卫生等7个接管部，每个接管部配备军事代表和一部分工作人员，各接管单位都成立了协助接管小组，一般由共产党员和群众代表组成。省委及各部门一直恪守党中央的指示，在工作中强调依靠群众，团结合作，和衷共济，使接管工作在比较和谐互助的气氛中进行，经过50多天就基本完成了。

为了做好卢汉部队的思想改造工作，宋任穷派了一批政治干部进去，卢汉采取了合作的态度，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卢汉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过了一段时间，经过协商并取得卢汉的同意，卢汉部龙泽汇军同13军合编，龙任副军长；卢汉部余建勋军同14军合编，余任副军长。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云南的民族团结工作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加强民族团结，稳定土司头人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有些民族在云南解放后还处于发展滞后的阶段，民族关系仍存在较大的隔阂，主要是由于他们过去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和欺凌，又有帝国主义分子从中挑拨离间，企图分裂中华民族。党中央派民族工作队进入云南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时，由于工作队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在开展工作时操之过急，使得云南少数民族对党产生了一些怀疑，同时，国内外反动势力不断在边远山区以及边疆地区开展骚扰、破坏活动，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民族问题，就会出现“有边无防”的情况。云南的民族问题是关系全局的突出问题。鉴于此，宋任穷对民族问题十分重视，在做法上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反复强调要加强调查，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进行研究，指出只有区别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才能更好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在1950年7月召开的云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宋任穷根据云南的特点，提出了“民族和睦，加强民族团结，消灭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工作稳步前进”的民族工作方针。

根据这个方针，从云南民族工作的复杂状况以及当前民族工作中主要存在“左”的倾向的实际情况出发，宋任穷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暂时不搞土改，并组织民族工作队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变了落后的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水平。二是派医务人员给群众治病，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赞许。三是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提高了民族地区的文化水平。除此之外，各个部队和民族工作队还广泛开展“做好事，交朋友”的活动，团结了少数民族群众，出现了民族团结和谐的新面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的领导，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

宋任穷在任期间，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还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入滇后不久，在地、县两级积极创办民族干部训练班，支持云南民族学院的创办，并不断在少数民族中选送民族干部到中央民族学院进行学习，民族工作队吸收民族干部参加，剿匪和土改也培养了许多民族干部。在宋任穷的支持下，大批民族干部得到学习和锻炼。少数民族工作干部，已与群众取得联系，就不要轻易调动，每个民族干部也应有长期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思想，要大胆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不要要求过高，要耐心帮助提高。在宋任穷的推动下，民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部分土司成为了开展民族工作的骨干，其中有一部分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为民族地区的团结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尊重宗教信仰，围剿土匪残余

新中国成立之初，宗教问题在云南边境地区十分突出，不少宗教上层在民族地区拥有一定的威望，是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关键，同时，有少数宗教上层与国外分裂势力相互勾结，企图动摇党中央在云南开展的民族工作。如何正确对待宗教界上层人士，是摆在宋任穷以及云南省委面前一个棘手的问题。就其政治态度来讲，宗教界的大多数人士是爱国的，是可以争取的，坏分子是极少数。因此，宋任穷在云南开展民族工作时，坚决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宗教界上层人士采取了尽量争取的方针。195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成立，陈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此时，全省约有250余股土匪、10余万人。围剿土匪是巩固人民政权、安定社会秩序的当务之急。1950年5月，云南军区召开剿匪工作会议，部署全省的剿匪工作。在内地围剿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后，1951年2月，云南军区召开第二次围剿工作会议，决定将围剿工作重点转向边境地区。边境各部队和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发动群众和上层积极配合解放军与土匪进行坚决斗争，很快剿灭了大部分土匪。剿匪工作取得的成功，与宋任穷早期在冀南地区开展群众工作进行抗日斗争的经验有密切关系。他在云南开展民族工作时，一贯坚持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放手发动群众”的方式，组织带领云南各族群众完成了剿匪工作，使各民族在面对共同敌人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

四、推动土地改革，迎接经济建设

土地改革是最后消灭封建制度剥削的一场最剧烈最残酷的阶级斗争。为了系统性地研究分析全省各地少数民族的情况，开展土地改革，具体贯彻中央和西南局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1950年11月，云南民族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宋任穷在作总结时指出，在过去游击战争及解放以来，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显著地表现在游击战争中少数民族积极参加并与敌人坚决斗争。解放后接管、剿匪各种工作中，各族人民以无比热情来拥护与支持党的政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党与毛主席的威信，人民政府与解放军的威信，在各族人民中有了深刻的影响，在斗争中已涌现和培养了一批各民族自己的干部和与少数民族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民族工作干部。这些，都为今后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进行土地改革，进行祖国伟大建设事业打下了基础。不久，为了使党的政策让各民族群众明了，宋任穷与陈赓等人以公告形式昭告：边境各兄弟民族区，不实行一般汉人地区之社会改革。有关各兄弟民族内部改革事宜，完全根据各族人民的意志，由各族人民和各族人民的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在肃清匪特、争取国民党残余部队、团结民族上层的工作完成后，由于各种条件对土改十分有利，云南土地改革势在必行。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土地改革的时候，宋任穷始终强调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加强民族团结，强调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省委制定了既要坚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封建势力的原则，又要注意政策和策略，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边防对敌斗争和边疆稳定的指导思想。采取了一些区别于内地土改的措施，如对少数民族的地主土地采取赎买政策，采用协商、和改的办法，对部分地主的土地予以保留，不进行分配；未征得少数民族的同意，不动其多余浮财等等。还决定在内地与边疆之间划出缓冲区，采取特殊政策进行土改，疏通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巩固基层政权，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贫雇农分到了土地，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生产普遍发展。

（责任编辑  刘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