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爨氏兴衰，解码中华民族融合的“文明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这“五性”特征正是中华民族实现大融合、大团结的“文明密码”，南中爨氏500年兴衰史就是最好的例证。

现存陆良县的爨龙颜碑（大爨碑）局部    李天成  摄

爨氏南居，带来农耕文明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平定西南夷，设置益州郡，下辖24个县，包括今云南大部分地区，云南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东汉中晚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诸侯混战热火朝天，大量中原人口为避战乱移居西南夷。东汉末年，爨氏一族以戍军、屯垦、商贾、流民等方式，从中原来到益州郡味县（今曲靖市麒麟区）、同劳县（今曲靖市陆良县）落户定居。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农耕文明，与原住民一道共同开发味县、同劳县坝子，开始了独步南境的奋斗历程。

云南虽然是少数民族众多的边疆地区，但汉武帝拓修南夷道、设置益州郡，以及大量中原移民的到来，有力推动了云南融入中原文化，让中华文明在云南大地广为传播。

联姻通婚，融入本地文明

为更好地生存，移居西南夷的不少中原大族与土著势力联姻，形成了汉夷双融互促的独特文化现象。雍闿、孟获、爨习、朱褒、孟琰、吕凯、李恢、高定元等大姓豪族，都是自西汉以来进入西南夷屯戍的汉族移民中发展起来。这些世代定居已“夷化”的豪族大姓，逐渐掌握了地方实际权力。当时定居同劳县的爨氏，也是“夷化”的大姓豪族，但早期并不特别突出，能后来居上，就在于爨氏始终是“中央王朝”的坚定支持者。

“同谱民族团结曲  共唱爨乡和谐歌”主题晚会

古中原人民来到被称为“南蛮之地”的西南夷，不沉迷于“天朝上国”的旧思维，而是积极与当地土著人民融合，在“汉化”的同时也接受“夷化”，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和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南抚夷越，爨氏崛起之路

214年刘备入蜀时，建“庲降都督府”，专事招降南中诸大姓和夷帅，但由于大姓和夷帅反蜀，实际毫无建树，形同虚设。225年，诸葛亮率大军南征，仅用半年时间就平定南中。平定后，诸葛亮将南中4郡改为7郡62县，由拥有兵权且移驻味县的庲降都督统辖。至时，云南在政区上形成了一个统一体，首次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行政单位。诸葛亮将雍闿、高定元控制的“劲卒青羌”中的羸弱部分配隶给拥蜀大姓焦、娄、爨等为部曲，大姓爨氏开始崭露头角。

诸葛亮迅速平定南中大姓的反叛，不仅因为他有着出色的军事才华，更因为南中人民在多年汉文化熏陶下，对回归“中央政权”并不反感。爨氏乘机崛起，也是因为抓住了云南各族群众渴盼“统一”的深层心理，并从此奠定了爨氏以后的发展思路。

朝堂频更，爨氏终成望族

263年魏灭蜀到两晋、刘宋王朝，南中地区的最高统治者更换频繁，但爨氏初心不变，坚持不反叛、不内斗，最终成为独步南中的最大势力。无论是南中大姓联合反晋，还是互相火并，爨氏都明智选择了遵循“中央号令”。立于陆良县薛官堡村的爨龙颜碑，就记述了爨龙颜“收合五千精锐之众”，“肃清边嵎”，因而被“迁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的历史，成为爨氏独步南中的最佳证明。

爨氏在最兴盛的时期，对王朝的更替始终保持灵活的态度，只要不过于横征暴敛，无论是蜀、魏、西晋、东晋，还是李雄农民起义建立的成国政权，李寿篡位后建立的“汉”政权，都持合作态度，不仅保存了自身实力，减少了战乱，也促进了云南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体现了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曲靖市第一中学内爨宝子碑（小爨碑）陈列馆    李天成  摄

隋唐兴起，爨氏走向消亡

隋朝、唐朝在建立初期，对爨氏多采取安抚政策，但爨氏势力雄厚，常不服中央号令，甚至多次反叛。598年，“爨翫叛隋，为文帝诛之，诸子没为官奴。”745至746年，爨氏各部首领联合反唐，唐王朝命云南王皮逻阁镇压，765年整个爨区失陷。南诏灭爨后，唐王朝仍任命爨归王的小儿子爨守忠为大唐节度使、南宁州14郡都督，786年爨守忠病逝葬于成都，标志着独步南境500年的南中爨氏最终消亡。爨氏政治势力长期偏居西南，经济、文化均不如中原王朝，但中原王朝仍以安抚为主，不搞强权政治，与一到新大陆就搞“种族屠杀”的西方文明有着显著的不同。

汉末至唐代中叶，爨氏家族作为云南实际统治者，始终没有改元割据，尽力维护国家统一，并创下了“宁抚氓庶，物物得所”“牛马被野，邑落相望”“户口殷众，金宝富饶”的物阜民丰社会景象，写下了云南历史辉煌的一页，也充分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图片除署名外由曲靖市民族宗教委提供）

（责任编辑  王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