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三交”史料讲好云南故事
【编者按】
国家层面编纂《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各省（区、市）同步编纂史料汇编地方卷，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大工程。随着《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云南卷》编纂工作的推进，一大批具有区域特色和重要价值、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被挖掘和整理出来，为加强宣传阐释，省民族宗教委协调推进处、云南民族大学和今日民族杂志社联合开设“云南‘三交’史话”栏目，持续推出相关成果，以期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这一重大文化工程启动以来，云南卷的编纂工作也在云南省编纂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和云南省民族宗教委的具体指导下展开，于2022年3月成立了63人的编纂委员会。经过编委会的统筹谋划，主要由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省图书馆等单位人员组成的专业编纂团队正以科学求实的工作态度进行着《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云南卷》的史料辑录工作。
做好云南“三交”史料汇编工作，必须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等重要论述，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关于“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的论述，按照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贯穿于编纂工作中。在具体编纂工作中，还必须把握好“四个注重”。
一、注重辑录反映云南各民族融为中华民族过程中的典型史料
中华民族是在历史上各民族从未间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和发展的，尽管“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出现相对较晚，但作为民族实体却很早就已形成。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就云南而言，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源远流长，并留下了许多印迹，对这些印迹进行挖掘收集整理，或收于草野，或援经据典，或考古新得，或见诸域外，均可彰显云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丰富多彩，描绘出云南各民族如何共融为中华民族一体的壮丽画卷。大量丰富史料充分说明了历史上云南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突出的作用。例如，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滇旅行期间，在日记中记述了云南众多的山川风貌及风土人情，其所记实为人们了解当时云南不可多得的资料，他还与云南当地少数民族名士木增等结成好友，其友谊故事成为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段佳话。再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既是抗战大后方又是抗战前线，云南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赴国难，40万将士出征前线，20万民工修筑“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10万民工修建中印输油管道，云南四年征粮1500万石以上等等，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云岭大地上到处激荡着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意识。时在云南大学任教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在昆明发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的呐喊（1939年2月13日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其声震撼时人。
二、注重辑录反映云南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重要史料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秦汉之际，云南与中原地区虽相隔千山万水，但彼此交往交流并未中断，特别是随着汉武帝时期对“西南夷”的经略，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募豪民田南夷”，促使云南等地与中原交往扩大，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轨道。偏远的云南能够很早就融入中原王朝，说明当时的人们在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已然形成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即使是唐宋时期在政治上与中原王朝保持相对独立的南诏、大理政权，其与中原的联系仍十分紧密，不但政治文化制度因袭中原，而且思想意识上仍表示出“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觐（一说为勤）王岁久，望阙情深”的意愿。史载唐朝官员袁滋奉命赴南诏册封南诏王异牟寻，袁至南诏对异说:“南诏当深思祖考成业，抱忠竭诚，永为西南藩屏，使后嗣有以不绝也。”异牟寻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22上，列传147上，南蛮上，南诏上，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6275页）。云南与内地交往不限于官方，民众的交往也不少见，《宋史》中关于大理国民众随官员、头人前往内地朝贡贸易的记载不胜枚举。可以说，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三、注重辑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内地化”和“在地化”史料
在中国历史上，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来都是双向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出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较为普遍，互相借鉴、相互交融是常态。在此情形下，“内地化”“在地化”情况比比皆是。
考察云南“内地化”历史现象，可以认识到云南历史发展与中原内地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变迁均与内地关联。“内地化”成为从整体的宏观层面探讨云南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视角，说明云南的历史发展受中原内地的影响至大。
在注重“内地化”史料收集整理的同时，也还需注意“在地化”史料的收集整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外来的人群在与当地人交往中，也会出现受到当地人影响甚至被“同化”的现象。战国时楚国庄蹻率众入滇，后“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融入滇人。这是典型的“在地化”。这种情况往往在交通不便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较为突出。“在地化”反映的不仅是内地人遭“同化”，也能反映出内地人与当地人相互交往的一幕。明清时期云南的许多地方志中，通常有对当地“夷人”的记载，这些记载对人们了解认识“夷人”的社会生活有帮助，其中有对“夷人”语言的汉字注音的记录，显示着内地人学习“夷人”语言的热忱。清乾隆年间刊印的由东川知府方桂主持编纂的《东川府志》中，其用汉字注音的“夷人方音”词语多达327个，这种大篇幅的注音史料表明当时汉族移民学习“夷人”语言已成为彼此交往的必须。对这类史料的收集整理，更能体现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完整性。
四、注重辑录民族文献史料和域外史料
在所见存世的历史记载中，以汉文文献居多，无疑汉文文献是“三交”史料的主要来源。云南保留着许多民族文献，其中饱含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内容。因此，民族文献也是“三交”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收集整理民族文献中的“三交”史内容，也是我们编纂云南“三交”史料汇编的一项重要工作。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南亚、东南亚部分国家毗邻或接壤，历史上云南的中外交往并不鲜见。特别到近代以后，西方殖民者觊觎云南的丰富资源，在此背景下，西方一些人士以探路、考察等名义进入云南，他们留下了不少对云南的记录。到民国时期，因各种因素进入云南的外国人显著增加，留下了更多对云南的记录。在外国人对云南的记录中，有一些内容就反映着当时云南各民族交往的情况，成为域外记录云南各民族关系的重要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认真分析整理，可从另一侧面反映云南的“三交”史。
编纂云南“三交”史料汇编，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一项严肃科学的史料辑录工作，使命与荣耀同在。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高质量完成好云南卷编纂任务，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云南故事。
（作者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教授，《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云南卷》编委会常务副主任）
（责任编辑 纳梦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