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各民族“三交”的叙事文本

文献是“三交”的记载平台

总结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的民族工作经验，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简称“三交”，下同）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组成部分，也是衡量民族工作效果的一把最具分量的标尺。早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着重提出：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通过扩大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指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繁荣发展的历史规律。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可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各民族和谐共生、共同缔造中华文化的内生动力，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植民心的内驱动力。从五千年来的中华文明史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绵延不断的普遍现象，其随着中华民族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并始终促进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为此，在全社会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活动，就需要教育工作者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历史中，整理和提炼出五千年来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事件和活动场景，指导各民族群众着眼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深刻认识到中国56个民族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回鹘文文献《福乐智慧》中有关商旅的记载，从字面上看，是讲述商贸活动和商人的重要性，但背后却透视出中原客商奔走于祖国各地、从事商贸活动的场景。相关历史记载可见于《宋史·龟兹传》《宋会要·辑稿》中，即自宋太平兴国元年至绍圣三年（公元976-1096年），西域与中原的贸易往来共有26次，以良玉、名马、香料、丝绸、茶叶、瓷器为主。前述从古代诗歌中归纳和提炼出的历史故事正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反映。 

所谓文献是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载体，或理解为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知识。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影响下，有关文献的概念外延已有相当大的拓宽，内容也有较大的改变。目前除了将古代典籍视作文献外，我们还将具有历史意义的古代建筑、日常器物、金石碑刻、书法绘画等也称为历史文献。作为记载人类认知和活动的一种载体，文献亦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族群的生产生活。当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也会被以各种文献形式所记载。以吐鲁番哈拉和卓39号墓（公元647年）出土文献《帐后□苟户籍》为例，这是一份户籍账册，根据这个户籍档案记载，内容结构是身份+性别+姓名+岁数。户主名苟，姓不详，但根据其儿子白举、女儿胜连的名字来看,当为汉族。他的妻子姓令狐，该姓氏出自于姬姓。姬原为春秋时期晋国君主给予周文王后代的封地，出自该地的人姓姬，为汉族后裔。其妾安，姓氏源自昭武九姓，即中亚粟特安国人。其奴摩咄（qapaγan），似为突厥人，与后突厥第二个可汗默啜（在位时间691-716）同名。因此，这个家庭是民汉（汉、粟特、突厥）混杂交融的典型。

叙事是指在时间和因果关系上意义有着联系的一系列事件的符号再现。法国学者罗兰·巴特（Barthes）认为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除了文学作品以外，还包括绘画、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日记、会话、编年史；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固定或活动的画面（视觉形象）、手势、姿势和动作，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巴特进一步指出：系统（语言）从它衍生出无穷信息，只有通过语言系统，才能把那些叙事信息理解成故事。以丝绸之路上的石窟壁画为例，其早期主要受印度及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后来，中原画风日渐与外来艺术相结合，支配了绘画的发展方向。这种变化可以用故事的手法予以演绎，如享誉中外的歌舞剧《丝路花雨》不但形象地描述了敦煌壁画的艺术特色,而且还真实地还原了古代中原和西域的交往。

通过讲述故事的形式进行润化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面对各类文献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喜饶尼玛认为：通过一个个生动历史故事的挖掘、整理，娓娓道来，抽丝剥茧，加大宣传力度，定会让人们在重温历史时有不一样的感受，也必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因此,将文献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实,用叙事的方式予以呈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形式。以文成公主入藏为例，围绕这一史实,衍生出许多民间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当为青海玉树县文成公主庙的由来。相关民间故事对于弘扬汉藏民族之间的交流作用远大于干瘪、呆板的历史文献。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最重要的内驱力，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内推力。从不同形态的文献中归纳和总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和场景，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基础工作。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和场景以多种模态存在于不同的平台中, 进而成为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重大话语权的文献。运用叙事的手法，将这些文献转变成故事的形式，讲述给各族群众，将会起到增进彼此间的沟通、理解、信任和欣赏的作用。因此，文献就天然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叙事文本。

文献对“三交”的贡献意义

作为叙事文本（不局限于语言文字）的文献对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贡献意义主要在于：

1. 是叙述的基础

巴特认为叙事结构存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功能（目的）——动作（人物）——叙述（话语）。在这一结构中,人物是出于一定的目的进行叙述,而叙述的主要内容就是叙述信息。以增强各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旨,我们讲述的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这些故事又是依赖于文献而存在的。《后汉书·南匈奴传》中记录有昭君出塞嫁给单于的史实，后世则以其为基础，形成昭君出塞的故事，意在歌颂昭君为维护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和平，增进汉族与匈奴的友谊，加强民族团结所做的贡献。

2. 是发送—接受的中介

在文献学中，叙述的内容即文本内涵。在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宣讲者（发送者）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讲授给社会群众（接受者）；社会群众亦通过故事形成中华民族共识。以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为例，借助避暑山庄里的各种类型建筑和画卷、文物，我们可以形成木兰秋狝、多伦会盟、万树盛宴、万里东归等故事，将其讲述给社会群众，后者则可根据故事内容理解各民族相互交流的历史和意义，夯筑民族团结的基石。

3. 是多学科的最佳对象

我国学者田兆元在研究神话（属叙事范畴）时认为：其（神话）是口头表述、书面表述、物态呈现及其民俗仪式展演的综合整体，应从语言、图像、民俗仪式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换而言之，对于叙事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叙事的基础是文本，因此文献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多种学科关注的对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以“四史”为基础，这与语言、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而对后者的研究，最好的平台非文献莫属。以南疆产丝绸为例，作为手工艺品，这种丝绸的原始工艺源自中原，又在新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丝绸的基础原料蚕茧，从和田塞语文献来看,也是来自于中原地区。可以说，艾德莱丝绸（包括色彩和图案）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三交”下的文献利用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献的利用，还需要考虑叙事理论这一宏大的社会语境。总的来说，有如下一些利用原则：

1. 导向性

导向性就是在对文献的利用时，应依据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进行。简而言之，就是要以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的需要作为研究指南，不能将学术自由凌驾于政治底线之上。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主流,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争斗只是涟漪。因此，对文献的利用，要首先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总格局，着眼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内部的争斗,其实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交融,而这是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所决定的。

2. 科学性

所谓科学性，就是对文献的利用，应该基于客观真实和符合学理，而非主观臆测。对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献的利用，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语史对勘、历史语言学、词义演变、校勘学等，从宏观语文学（包括语言、文学、历史、民族、文化、政治、社会等）的角度进行。同时，对文献的利用还必须遵守历史事实和社会环境，不能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事实。元代虞集所做《道园学古録》卷二十四《髙昌王世勲之碑》内容主要是考证高昌回鹘的来历和元代高昌回鹘可汗协助中央王朝统一全国、开疆拓土的功绩。有关这些内容，也出现在该碑的回鹘文部分，内容大致相同无几。汉文、回鹘文相互印证，充分说明这一史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也与元代历史相吻合。该碑文源自于《亦都护高昌王世勋残碑》，立于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由虞集撰文，巎巎书丹，赵世延篆额。三人为元代汉族及回鹘、蒙古族名臣大儒，三人杰作汇于一碑，展现中华文化的深邃远大和民族团结的精神。 

3. 故事性

所谓故事性，是指对文献的利用，可以依据故事的形式对其进行再加工并娓娓道来。再加工是指对文献进行形式上的改写，使其具有故事的通俗性、情节性、冲突性、集中性、生动性等特征。同时，也具备一些故事的基本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等。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献的这种利用，目的主要是改变其过于学术化的刻板面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和形成。以王延德的《使高昌记》为例，它是著名学者王国维从《宋史·高昌传》中辑出的部分，为文言体，较难理解。但是如果改为故事，则可以写成一则讴歌民族团结的故事，即王延德为维护汉和回鹘的团结，试图杀掉辽使；高昌王为了汉、契丹、回鹘之间的团结，劝阻王延德的行为。

4. 润化性

所谓润化性，就是指发挥文献的间接教育作用，润物细无声。换而言之，就是对文献的利用，应该着重发挥其对受众的启发和潜在影响作用。教育要言传，也要身教；要直接教育，也要间接教育。直接教育更显性，更具作用力；但是间接教育会让教育自然有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献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润物性是建立在其导向性之下的，并通过各种形式，如诗歌、游记、笔记、艺术绘画等来展露。以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为例，在这首诗中，“花门将军”是指节度使幕府中的少数民族将领，因花门山被回鹘所占，故而多指回鹘将领；“叶河蕃王”是西域少数民族将领，盖叶河即锡尔河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因而多指粟特将领。这些少数民族将领兴高采烈地参加唐朝在西域驻军的招待宴会。明月当空，伴随着丰盛的宴席和摇曳的红烛，他们在鼓乐的鸣奏中尽情地欢歌饮酒。他们在酒宴中演奏胡乐，高唱胡歌，用汉语与唐朝将领推心置腹地交谈。这幅不同民族相互交往，使用汉语交流畅谈的历史画卷，呈现在受众面前，必然会使受众在潜意识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结语

提炼和加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献，将其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故事文本，其贡献意义举足轻重，利用原则另辟蹊径，这是需要我们格外关注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学术界有关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是密切相关、缺一不可的。正是基于此，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决不能局限于某一学科，需要从历史学、民族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共同发力。只有在坚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大前提下，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献为平台，我们才能真正在国际上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话语权，从根本上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成效。

（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新疆少数民族古文献所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编号：2021-GMB-04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赵芳）